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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各自开车离开了停车场。不久，艾莉森给我打来了电话。

“那不是我。”她说，“我没有去接孩子。”

“我知道。”

“我真不敢相信，孩子们居然会跟一个陌生人上车。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有什么异样吗？”

“只是普通的放学接孩子，”我分析道，“他们没那么多心眼儿。”

“但这也太胡闹了。我……”她停了一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得住。”

其实我也一样。但是，现在不能认输。我觉得，身为父母，有一条不言而喻的准则，那就是父母二人不能同时倒下。

“你能想象咱们俩刚才看起来有多傻吗？‘打扰一下，请问是谁接走了我们的孩子？没办法，我们是很差劲儿的父母，连孩子被谁接走了都不知道。’‘是吗？可你其实知道吧，不就是你接走的吗？神经病。’”

“是啊。我们看起来肯定不大正常。”我说，“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都是小事。我们现在该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她轻轻地说，“我知道。”

我驾驶汽车左转，沿着17号公路向南行驶。这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被花里胡哨的美国商业包围着。放眼望去，两边是无穷无尽的快餐店、连锁酒店、零售店、银行、汽车修理厂和加油站。

“好了，我就不缠着你了，”她说，“一旦孩子们平安归来，你就告诉我。”

“当然。你就安心等着吧，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们结束了通话。我开车上了科尔曼大桥[1]，横跨约克河，驶入64号州际公路。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我以为还是艾莉森，但是看了一眼，发现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富兰克林。

布雷克·富兰克林曾当了我十三年的顶头上司。不，还不止如此。对我来说，他是人生的导师，也是花言巧语的骗子；是为我加油鼓劲儿的啦啦队，也是折磨我的浑蛋；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朋友，深深地吸引着我。他非常与众不同，总是告诉我，我很棒，并且会变得更棒。而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相信他。随着我的职位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重，我为他付出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多。一般情况下，我都是早上六点到办公室，并且很少有晚上八点前离开的时候。但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我自愿的。毕竟，那时候我非常渴望能让他满意。

五年前的一天，发生了“那起事件”。当时，布雷克正在主持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了一项颇具前瞻性的枪支立法法案，我们称之为《持枪者权责法》。我们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法案，将各方的利益都顾及到了。该法案明确承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2]保障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并整理了近期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3]，将其写入法案。对于枪支游说团体[4]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让步。另外，该法案还含蓄地解除了对个人拥有枪支的数量限制，首肯了相当一部分合法公民的意愿。对于他们而言，拥有枪支只是一种反抗政府独裁的方式。但同时，该法案也大力加强了对持枪者的背景调查，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通情达理的措施，用以确保枪支不会落入罪犯、家暴者以及精神病患者手中。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我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多次修改这项法案，以期尽善尽美。前后数个版本均在国会成员中传阅，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广泛支持，眼看即将通过。因此，当布雷克向记者们介绍这项法案时，我非常骄傲地站在他身后聆听。

这时，某个疯子——确切地说，刚好是这项法案中禁止持枪的那类人——突然在发布会上开枪了。他开了八枪警察才制伏他。布雷克奇迹般地没有中枪。其中七发子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弹到了德克森参议院大楼[5]的台阶上。还有一发子弹射进了我的右胸。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非常幸运：这一发子弹斜着射进来，在我的肋骨上反弹了一下，便从身体右侧的腋窝射出去了。假如这颗子弹是直着打进来的，那情况就非常不妙了。更有甚者，假如子弹从右胸进来，却被反弹向左胸，横着贯穿我的身体，那我肯定已经死了。

这发子弹带走了我的一大块皮肉，也带走了我那些关于永垂不朽的幻想。面对死亡，你会重新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却千真万确。这发子弹给我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道伤疤那么简单。

当然，这次意外也又一次印证了我父亲的话。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临终之时，没有人会后悔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不够。相反，人人都希望自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出事的时候，双胞胎刚刚过了一岁生日。躺在手术室的刺眼灯光下，我发现这一年就像一层朦胧的迷雾。我没有陪伴刚出生的孩子，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上。没错，如果子弹往另一个方向反弹，我的孩子就会永远地失去父亲。但是，在这发子弹到来之前，我早已不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