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的信

Nil sapientiae odiosius acumine nimio.[1]

——塞内加

巴黎，18××年的某个傍晚，秋风阵阵，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杜潘一起，在他位于圣日尔曼区杜诺街33号四楼住宅后厢的小书房，或称藏书室里，悠闲地享受着沉思和用海泡石烟斗抽烟的双重乐趣。我们俩至少有一个钟头深深沉浸在无语之中，随便哪个人都能看出，我们都专注地看着那使屋里气氛显得凝重的一圈圈青烟而出神。至于我，我正琢磨着黄昏初上之时两人所交谈的几个话题，我指的是摩格街的事件，以及关于玛丽·罗杰被谋杀的谜案。因此，当公寓门一开，走进了我们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的G先生时，我觉得那完全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这个人，虽然让人有点瞧不起，倒也能让人乐一阵，而我们也有几年没见他了。我们一直在暗处坐着。此时杜潘站起身来想点上灯，但一听G先生说是来向我们请教，或者说是来向我的朋友请教，想听听他关于某件十分麻烦的公务的意见，便没点灯又坐了回去。

“如果这是一桩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杜潘说着并没有去点上烛芯，“我们还是在暗处谈论的比较好。”

“这是你的又一个怪异念头，”警察局长说道。这位局长习惯于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都说成“怪异”，因此便身处于“怪异”军团之中。

“千真万确，”杜潘说着给这位来访者递上了一支烟斗，又往他跟前推了把靠椅。

“这回是什么难事啊？”我问道，“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之类的。”

“呵，不是，根本不是那档子事。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简单，我丝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能很好地解决它，可是我转念一想，也许杜潘先生愿意听听其中的细节，因为这件事的确太怪异了。”

“既简单又怪异，”杜潘说道。

“没错，也不完全那样。实际情况是，这件事一方面十分简单，可又让我们怎么也摸不着头脑，这让我们都觉得疑惑不解。”

“也许正因为事情简单才让你们做不好，”我朋友说道。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警察局长开心地大笑着说道。

“也许其中的神秘太明显了，”杜潘说。

“天呐！谁曾会动过这样的念头？”

“有点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来访者给逗乐了，大笑起来，“咳，杜潘，你这是要让我笑死啊！”

“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事情？”我问道。

“好，听我告诉你，”警察局长说着长长地、缓缓地、深沉地吐了口烟，在椅子上端坐好身子。“我用不了几句话就全告诉你们了。但在我细说之前得先警告你们，这件事可是绝密的，要是让人知道了我把它泄漏给了别人，我这位子很可能就得丢。”

“说吧，”我说道。

“要么别讲，”杜潘说道。

“那好吧。我从上层得到一个私人信息，王室又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窃。窃走这封信的人查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看见他拿的。而且文件还在他手里，这一点也清楚了。”

“是怎么知道的？”杜潘问道。

这位局长说道，“文件一旦从偷窃者那里出手——就是说，根据他肯定设计好的目的来处理这份文件——就会发生某些结果，可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却并没有发生。因此，根据文件的性质，根据这样的事实，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请说得再明确一些，”我说道。

“好吧，我可以说到这么个地步，即掌握这份文件的人拥有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在某一阶层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局长挺喜欢这样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杜潘说道。

“还不明白？咳，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方——我们就不说他的姓名了——就会使一位地位极其尊贵的人士的名誉受到损害。这就使掌握这份文件的人占了上风，捏住了那位尊贵人士的把柄，并使其声誉扫地，不得安宁。”

“可是，”我插了进去，“这样的上风，必须是偷文件的人确信丢文件者知道他就是窃贼。谁竟敢——”

“这位偷文件的人，”G先生说道，“就是D大臣，世界上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管他是丈夫之为还是小人之举。偷的手法真是又聪明又大胆。这份文件——坦白地说，是一封信——是该文件的主人单独在王宫里时收到的。她正看着信，这另一位贵族突然闯了进来，她尤其不愿意让他看到这封信。匆忙中她试图把信塞进抽屉，却塞不进，只好把信摊开着摆在了桌子上。不过，信纸最上方写的是地址姓名，下面的内容没有展现出来，信便不太引人注意。就在这时候，D大臣进来了。他那山猫般狡诈锐利的目光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份文件，认出了地址姓名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慌张，揣摩出了她的秘密。他用惯常的方式匆匆地来了一遍公事公办，便掏出了一封和桌上那封有点相像的信，展开来，装出要看信的样子，然后把它紧紧叠放在那封信边上。他接着又聊了约十五分钟时间，谈的都是公事。最后，他告辞的时候，顺手拿走了那封他没有权利拿的信。而信的主人虽然看见了，却因为还有第三方就站在她身边而不敢喊出来。大臣溜了，把自己那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