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凶手是哪一个？（第3/4页）

“也不一定，”巴特尔说，“往往有些疑点，虽然我们怀疑其中有问题，却永远无法证明。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方案很清楚了。先调查这些人的全部背景——重点关注任何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你们应该跟上校一样，注意到夏塔纳在晚宴上说的话了。”

“黑天使。”奥利弗太太喃喃自语。

“有几句话提到了毒药、意外事故、医生的良机、枪支走火。如果是这几句话给他签下了死刑执行令，我可一点儿也不意外。”

“那番话让人很不舒服。”奥利弗太太说。

“的确，”波洛说，“那些话至少戳中了某个人的要害——那个人大概以为夏塔纳掌握的内幕远比实际上来得多； 那个人以为这是通往大结局的序幕——夏塔纳安排的晚宴正是一出好戏，以逮捕凶手为最高潮！不错，如你所说，他用那些话做鱼饵逗引客人们的同时，也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众人陷入沉默。

“战线会拉得很长，”巴特尔叹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查出所有资料——而且还得万分小心，不能让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怀疑我们的目的。所有的问题表面上必须围绕这起案件本身。绝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已摸到了凶手的动机。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查的陈年谋杀案不止一件，而是四件。”

波洛提出异议。

“我们的朋友夏塔纳先生未必绝对可靠，”他说，“他可能——只是可能——弄错了。”

“四件都弄错？”

“不，他还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

“错一半对一半？”

“也不至于。在我看来，也许错了四分之一。”

“一个清白，另外三个有罪？那也够糟糕的了。最惨的是，即便我们查出真相，可能也于事无补。就算某人多年前某人把他或她的老姑婆推下楼梯，对眼下这个案子，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可以，可以，都有用，”波洛鼓励他，“你理解的，我想到的你应该也想到了。”

巴特尔缓缓点头。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同样的犯罪特征。”

“你是指从前那起事件的死者也是被匕首捅死的？”奥利弗太太问。

“不一定这么简单，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转向她，“但我相信两次犯罪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细节也许有差异，但其中蕴涵的基本要素一致。说来也怪，凶手居然每次都在同样的地方出现纰漏。”

“人是一种缺乏创意的动物。”赫尔克里·波洛说。

“女人的变化却无穷无尽。”奥利弗太太说，“我绝不会用同一手法杀两次人。”

“难道你的小说里没有两次用过同样的布局？”巴特尔问道。

“《莲花谋杀案》，”波洛低声说，“《蜡烛的线索》。”

奥利弗太太转向他，感激得两眼放光。“你真聪明——太聪明了。那两本书当然用了相同的布局，但别人都看不出来。一本写的是内阁成员周末聚会时文件失窃，另一本则是婆罗洲一个橡胶农场主家发生的命案。”

“但布局的核心元素都一样，”波洛说，“是你笔下最干净利落的诡计之一。农场主设计了他自己的命案，内阁成员则导演了自己的文件失窃案，结果最后关头都因为第三者插手而弄假成真。”

“我喜欢你最新的那本书，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警司也称赞道，“几位警察局局长纷纷中枪的离奇巧合。你描写官方的情节时只有一两处细节失误。我知道你一贯追求精确，所以不知是否——”

奥利弗太太打断了他。

“其实我才不在乎精确问题。谁能一丝不苟？这年头没人办得到。如果一名记者这么写： 一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女孩眺望大海、吻别心爱的拉布拉多犬‘鲍勃’，然后开煤气自杀，谁会没事找事去挑刺说那女孩其实是二十六岁，房间面朝内陆，那只狗是锡利哈姆梗，名叫‘邦尼’？如果连记者都能随便写写，那我混淆了警衔，想写自动手枪却写成左轮手枪，想写留声机却写成窃听器，还用了让被害人服下后只来得及说半句话就咽气的毒药，又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尸体！如果内容比较沉闷，多来点鲜血就生动了。某人刚要透露某些信息——却被灭口！这一招屡试不爽。我的每部作品都有——当然，加了各种各样的包装。读者喜欢来历不明的毒药； 喜欢看笨警察和少女被绑在地下室，同时下水道的瓦斯或者污水即将猛灌进来，诸如此类麻烦透顶的杀人方式； 喜欢能单枪匹马对付三到七个恶棍的大英雄。我已经写了三十二本书——波洛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模式其实都差不多——但别人都没发觉。只有一个遗憾——我把侦探写成了芬兰人。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芬兰人。芬兰读者常给我来信，指出侦探的某些言行太不可思议。芬兰人似乎特别喜欢侦探小说，可能是冬季太漫长，日照太少的缘故。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好像根本不看。早知道我就把他写成保加利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