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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正在传播，由此及彼，往复于空中。飞去，飞来，又飞去，好像在练习抛接球，就算用上计谋，也常常会落败；既想传达心意，又时常裹挟着谎言。

“说是刑警，还以为会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听说是个女的，对吧？”

“嗯，还很年轻。不过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头了吧。”

“真理子，她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呃……”

“说是原则上自愿参加，可只有我们班必须全体参加，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级吗？就因为这个吧。有什么办法呢？凉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吗……有没有问一些讨厌的问题呢？”

“讨厌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

“譬如说，跟柏木关系好不好之类的。”

“啊，那是凉子你觉得讨厌的问题嘛。”

“才不是呢。”

“怎么有气无力的？感冒了吗？”

“也许吧。”

“最近流感爆发呢。快别打电话了，量一下体温吧。挂了，保重。”

挂了电话，藤野凉子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两眼怔怔地望着电话听筒。我们班就是柏木的班级，所以要全体接受问询调查，没办法。仓田真理子说得没错，估计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学校举办面谈活动，是为了找出写举报信的人。爸爸说得很清楚。其实，这还是爸爸向校长提的建议。“所以你权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听话着呢。”

凉子也觉得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里的同学，可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心思将“他”找出来吗？柏木是自杀的，这一点并无疑问。那么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将他从屋顶上推下去的证言，又有什么可信度呢？这就像玩猜拳，看到别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举报信应该另有目的，不管是谁写的，肯定是想捅出乱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别为此把学校搅成一锅粥，别多管闲事了。这是凉子的心愿，可她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仍在对“为何要寄举报信给自己”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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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打来时，野田健一正在一个人吃晚饭。晚饭是在附近的外卖便当屋买的鲑鱼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个初中男生独自一人对着打开的电视机，靠现成的便当和速溶味噌汤应付晚饭，这在别人眼里或许很凄凉，而对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轻松。

从前天起，母亲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腰痛。她说自己疼得站不起身，医生怀疑她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决定让她住院检查。

父亲总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门上学时才能见到他，并向他索要餐费。从父亲的表情来看，母亲入院后，他反倒放了心。父子两人，嘴上总是沉默着，心里的想法倒是一样的。

自从提出要去北轻井泽开客栈，健一就一直提防着父亲。他就像个多疑的刑警，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提防，父亲说不定真会下定决心：健一，关于上次说起的开客栈的事情，爸爸还是觉得应该放手一搏。放春假时，我们就搬过去吧。

关于这件事，父亲曾和健一商量，听取意见。健一表示过强烈反对。或许对父亲而言，健一的反对意见只需用一句“还是觉得”就能挡过去吧。

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对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工作牢骚满腹又死抱着公司不放？妈妈总是说爸爸的坏话，可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你们这对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而健一对父母的极度不信任，已经渗透进实际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真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默默吃饭的健一，心里这么想。

真想一个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摆布，由自己来决定怎么生活，该有多好啊。

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健一立刻像做错了数学题一般，抹去了这个“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导出的这个“解”，是与跟着父母去北轻井泽一样的毁灭性错误。

健一可不是没有头脑的孩子。一个初二学生离家出走后会怎么样？外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自己？短暂的轻松自在无疑是以今后漫长人生的毁灭为代价的。简直傻到极点。

尽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可当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向坂行夫的声音时，依然条件反射地问：“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家出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