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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刚早晨六点回了家。妻子邦子已经起床，正坐在餐桌前喝咖啡，桌上摊开着当天的晨报。她脸上的睡意尚未全消，看到丈夫回家，便抬头说了句：“啊，辛苦了。”

“睡两三个小时，换一下衣服就要走的。”

“要洗澡吗？”

“出门前冲一下就行。”

“当心感冒。”

“没事的。”

脱了上衣在妻子对面坐下后，藤野刚也倒了杯咖啡。马上要去睡觉了，按理是不需要咖啡因的，可实在抵抗不住那股诱人的香味。

“今天是开学典礼吧？”

“是啊。”

“凉子的情况怎么样？”

妻子放下报纸正要站起身，听了他这句话，微微偏了下脑袋。

“你是说，由于那件事？”没等丈夫点头确认，她继续说了下去，“好像没有因此消沉呢。再说她和死去的柏木并不亲近……”为了忍住不打哈欠，邦子紧皱眉头，板起了脸，“别人的事是别人的，自己的事是自己的。这孩子能分得清。”

“这样啊。”

妻子开始准备早餐，藤野刚则粗略翻看了晨报。喝完杯中的咖啡，他离开餐桌。上了二楼，钻进被窝后，他像关了开关的机器一般立刻停止运转，一头扎进梦乡，甚至连关注女儿起床的精神都没了。

睁开眼睛时，已是上午十点过后。拉开窗帘，冬日凌冽的阳光立刻照亮了整个房间。他急忙跑去淋浴，刮掉胡须，换好衣服。

孩子们上学去了，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只剩藤野刚一个人。塞满替换衣物的手提包放在沙发上，桌上有妻子留给他的便条：食物在冰箱里。打开冰箱门，他看到了盛放三明治的碟子。妻子在便条上指示他热一下再吃，他嫌麻烦，并未照办，就着盒装的牛奶将三明治塞进嘴里。

穿了上衣抓起外套时，大门口的对讲门铃响了。他没有拿起对讲的话筒，而是直接打开了大门。

门口站着一名身穿深绿色防寒大衣、戴着头盔的邮递员。

“藤野，快信。”

藤野刚接过信封，说了声“辛苦了”，便关上了大门。

这是个极为普通的白色二层信封，邮政编码的上方盖着红色的“快信”邮戳。

信封正面的文字，强烈地吸引着他的目光。

那是一种笔画直来直去的难看文字。这显然不是用通常的方式写的，而是借助尺子划出来的。

收件人一栏写着“藤野凉子亲启”。“藤”字大得出奇。用尺子划笔画多的字，往往会写成这副德行。同样的道理，“野”也写得脱了形。

藤野刚随手将信封翻过来，见信封背面并未写上寄信人的姓名。

不祥的预感。

出于工作性质，藤野刚接触到此类信件的机会比较多。就算没有工作经验，只要看过相关的小说或影视剧，看到如此奇特的信件，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吧。

信封里装了些什么？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即便自己的不祥之感是杞人忧天，信上也肯定不会写“凉子，新年好！第三学期也请多多关照”之类的话。更何况，这是封郑重其事的快信。

藤野刚将大衣放在手提包旁，拿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他犹豫了。这封信的内容无疑不会令人愉快。问题是哪种性质的不愉快？还有，自己有没有权力拆封？

如果凉子只有十岁，他便明确地拥有这项权力。不仅如此，若信中的内容不宜让她知晓，那连收到信这件事也可以秘而不宣。如果这封信是给二女儿或三女儿的，看到信封上那些怪模怪样的字迹，自己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拆开。这无关父母的权力，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凉子十四岁了，正处于敏感的年龄，是孩子学会行使权力抵抗父母义务的年龄。

藤野刚挪动手指，将信封捏了个遍。凭手感可知，信封里只有薄薄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没有别的东西，如刀片或死虫子之类恶作剧的惯用道具。

不是这类信件吗？也许是情书？寄信人害羞，不想被认出笔迹，才用上了尺子？

以前，藤野刚有个同事遇到过类似的事。他的女儿在上短期大学时，收到过某个小伙子的几十封求爱信。每封信中除了寄托绵绵情思的厚厚一叠信笺外，还附带一包避孕套。最后，只得由老爸出马痛骂了小伙子一通。对方痛哭流涕，不停道歉。他之前只觉得寄那样的信是一种表达好意的直率方式，并非出于歹意。

手中的这封快信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信封上的古怪字迹，就认定它一定是危险的。

父母并没有仅仅以“看上去不舒服”为理由私拆儿女信件的权力。

藤野刚看看手表，现在是十点五十分。开学典礼当天不上课，中午就放学了。不过，凉子会去参加社团活动，得等到傍晚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