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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缓缓点了点头。接着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祝你好运，马洛。随时过来。”

“谢谢，上尉。”

我下楼走出法院，从停车场取了车回到了霍巴特大厦的家里。我脱了外套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听着外面往来车辆的喧闹声，看着阳光慢慢移动过天花板一角。我努力想入睡，但就是睡不着。虽然不是一天里喝酒的时间，我还是起来喝了一杯，重新躺下。还是睡不着。我脑子里仿佛有个时钟在滴答作响。我在窗沿上坐起身，把烟丝填进烟斗，大声说道：

“那个老混账肯定知道点什么。”

这斗烟抽起来苦得像碱水。我把烟斗放到一旁，重新躺下。我的思绪在虚假记忆的汪洋里漂荡，我好像在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去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一遍又一遍，可每一遍都像是真实的，仿佛真实发生过而且是初次发生一样。我在公路上开着车冒雨疾驰，银发套姑娘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所以等到达洛杉矶时我俩又变成彻底的陌生人了。我下车走进一家全天营业的杂货店，打电话给伯尼·奥尔斯说我在里阿利特杀了人，正在去王尔德家的路上，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她是目击者。我驶过寂静、被大雨洗刷得很明亮的一条条街道，到了拉法耶特公园，开进王尔德那座大木板房的停车门廊里。走廊的灯已经亮了，奥尔斯提前打过电话说我要来。我走入王尔德的书房，他穿着一件印花晨衣坐在书桌后面，脸色凝重，一根花斑雪茄一会儿在他指间转动，一会儿缓缓上升，送进他带着苦笑的嘴里。奥尔斯在场，有一个警察局长办公室派来的瘦子，他一身灰，学究气十足，模样和谈吐都像个经济学教授，不太像警察。我陈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静静听着，银发套姑娘坐在幽暗处，双手交叠在大腿上，谁也不看。来了很多电话。还有两个重案组的人，他俩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某种怪兽。我又开车上路了，身旁坐着其中一个重案组的人，要去富尔怀德大厦。我们走进那房间的时候，哈利·琼斯还瘫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死人脸上扭曲的僵硬表情和屋里酸甜的味道都没变。随行的有个验尸官，非常年轻、高大，面对这样的场面脖子上红色的汗毛根根竖起。还来了个取指纹的，看他忙成一团，我告诉他别忘了气窗上的窗闩。（他在上面发现了卡尼诺的指纹，那钟爱棕色的家伙就留下了这么一处指纹来证明我没有胡编。）

我回到了王尔德家，在一份他的秘书在另一间屋子里复印好的报告书上签字。接着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进来，看到银发套姑娘，他脸上陡然闪过一丝微笑，他说：“你好，亲爱的。”可她没有看他也并不作答。艾迪·马尔斯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穿一套深色便装，花呢大衣外面搭着一条带流苏装饰的白围巾。然后他们走了，每个人都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和王尔德。王尔德用冰冷、愤怒的声音道：“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要再这么不规矩，我就把你抓起来喂狮子，不管谁会为此伤心。”

我就这样躺在床上，看着一小块阳光沿着屋角徐徐下降，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演着这些场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斯特恩伍德家的管家诺里斯，声音还是那样疏远。

“马洛先生吗？我给您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所以冒昧打到您家里来了。”

“我差不多一晚上都在外面。”我说，“还没睡。”

“原来如此，先生。方便的话，将军想今天早上见您，马洛先生。”

“等我半个小时左右，”我说，“他还好吗？”

“他卧床了，先生，不过情况不坏。”

我刮了脸，换了身衣服，朝门口走去。接着我折回去把卡门的珍珠柄左轮手枪放进口袋。阳光是那样明媚，在眼前闪烁跃动。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斯特恩伍德府，驱车开上坡道停在侧面的拱门下面。这会儿是十一点十五分。大雨过后，鸟儿在装点庭院的树丛间狂热地歌唱，阶梯状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座庄园焕然一新，仿佛是十分钟前刚建起来的。我按了按门铃。距离第一次按这个门铃已经过去五天了。我感觉像过了一年。

一个女仆开了门，带我穿过侧面的走廊进入大厅，说诺里斯先生很快就下来。大厅丝毫没有变化。壁炉台上方的画像里还是那双炽热的黑眼睛，彩色窗玻璃上的骑士仍旧解不开把那位淑女同树绑定的绳结。

几分钟之后，诺里斯出来了，他也完全没有变。那双犀利的蓝眼睛同之前一样疏远，灰里透粉的皮肤看上去又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似乎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反倒是我，感觉岁月不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