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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丧偶鳏居，有两个女儿，都很漂亮，性子也都很野。一个女儿结了三次婚，最近一次嫁给了一个以前贩卖私酒的人，道上的名字是拉斯蒂·里根。我就听说这么多，将军。”

“有没有你听了觉得不一般的地方？”

“也许是拉斯蒂·里根那部分吧。不过我自己也总跟贩卖私酒的人打交道。”

他淡淡一笑，很节约力气。“我好像也是。我非常喜欢拉斯蒂。是个克朗梅尔来的爱尔兰人，卷头发、大块头，还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笑的时候嘴巴咧得跟威尔希尔大道[2]一样宽。第一印象觉得他也许就是你认为的那种人：一个偶然沾了‘天鹅绒’[3]的投机家。”

“你肯定很喜欢他，”我说，“都学会行话了。”

他把苍白干瘦的手插进毛毯边缘。我拿掉唇间的烟蒂，喝光了酒。

“他是我生命的元气——他还在的时候。他几小时几小时地陪着我，像头猪一样汗流浃背，用夸脱瓶喝酒，跟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是I.R.A[4]的军官。他留在美国甚至是非法的。那桩婚事当然很荒唐，可能就维系了不到一个月吧。我把家里的秘密告诉你了，马洛先生。”

“秘密到我这里依然是秘密，”我说，“他后来怎么了？”

老者木然看了我一眼。“一个月前，他走了。事出突然，没有给任何人留话。没有向我道别。有点伤人，不过他是在一所乱哄哄的学校里长大的。总归会有他的音信的。其间我又遭人敲诈了。”

我说：“又？”

他的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捏着一只棕色信封。“拉斯蒂在的那阵，谁要是妄图来敲诈我，只能认栽。他来的几个月前——就是说九、十个月前吧——我给了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块，让他放过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

他纤细的白眉动了动。“‘啊’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说。

他继续盯着我，眉头半皱。接着说道：“把信拿去仔细看一看。酒请自便。”

我从他膝盖上拿过信封，又坐下了。我擦干掌心，捏着信封翻转过来。收信人是：“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雷亚新月街道3765号，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地址是倾斜的印刷体墨水字，像出自工程师之手。信封已经撕开。我打开信封，取出一张棕色名片和三条硬纸片。那是一张薄薄的棕色亚麻名片，印着金字：“阿瑟·格温·盖革先生”。没有地址。左下角有行极小的字：“珍本书和豪华版本”。我把名片翻过来。背面又是一段倾斜的印刷体字：“亲爱的阁下：虽然按照法律，随此信附上的借条无法索取，但白纸黑字，赌债的立据想必您是希望承兑的。A·G·盖革敬上。”

我看了看那几条笔挺的白纸片。是些填了墨水字的本票，有好几个日期，都是上个月，即九月上旬的。“一经要求，本人保证奉还阿瑟·格温·盖革先生或其指定方一千美元（＄1000.00），无利息。款项收讫。卡门·斯特恩伍德。”

这段话像是弱智写的，字迹凌乱，七扭八歪，该画句号的地方尽是小圈。我又给自己调了杯酒，抿了一口，把证物搁在旁边。

“你的推论？”将军问道。

“还没有呢。这位阿瑟·格温·盖革是什么人？”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卡门怎么说的？”

“我还没问她。不打算问。要是问她，她就会不好意思地咂自己的大拇指。”

我说：“我在大厅里遇见她了。她就冲我那样。她还要坐到我大腿上来。”

他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他交错的双手安详地搁在毯子边缘，待在那样的高温里，我觉得自己快成了一盆新英格兰大餐[5]，可他好像连暖和都谈不上。

“我说话得客气一点吗？”我问道，“还是随意就好？”

“我可没觉得你有什么顾忌啊，马洛先生。”

“姐妹俩常一起玩吗？”

“应该不是。她们各走各的，通向毁灭的道路也略有不同。维维安被宠坏了，挑剔、精怪，心肠很硬。卡门还是个孩子，喜欢扯掉苍蝇的翅膀。她们不讲是非，就跟只猫一样。我也不讲。斯特恩伍德家的人都不讲。接着说。”

“想必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维维安上了几个嫌贫爱富的好学校，然后进了大学。卡门上了半打学校，一家比一家开明，最后跟刚入学时没啥两样。所有那些惯常的恶习，相信她俩都染上过，至今还没改掉。如果身为家长的我听起来有些歹毒，马洛先生，那是因为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容不下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了。”他的头向后一靠，眼睛闭上，又突然睁开来。“我也不必再多说，对于一个五十五岁才第一次当父亲的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