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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巨大的黑猩猩将它那大黑爪放在我的脸上，试图把爪子推到我的脖子后。我将它的爪子推了回去。在相持中，我总是输家。接着我意识到，它是想阻止我睁眼。

我还是决定要睁开眼睛。其他人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呢？我使尽全身力气，缓缓地直起背，活动活动大腿和膝盖，把手臂当绳子一样甩了甩，然后睁开我那巨沉无比的眼皮。

我望着天花板，平躺在地板上，我的职业时不时地会将我置于这样的姿势。我转了转脑袋，肺部僵硬，嘴里发干。这房间正是拉加迪医生的接诊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和窗户。周围悬浮着一种紧闭式的寂静。

我半蹲着站起来，手撑在地上，甩了甩脑袋。我的头进入水平螺旋状态，大约螺旋下降了五千英尺后，我放慢速度，慢慢停了下来。我眨了眨眼。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只是不见了拉加迪医生。

我舔湿了嘴唇，发出不会吸引人注意的含糊声音。我站了起来，如同一个托钵僧一般晕头转向，又像一台破旧的洗衣机一样虚弱无力，缩着身子，仿佛一只獾，又像山雀一般腼腆，跟一个装着条义肢的芭蕾舞舞者一样成功无望。

我摸索着来到桌子后面，一屁股陷进拉加迪的椅子里，双手在他的器皿中颤颤巍巍地寻找一瓶貌似解药的东西。没有结果。我又站起身。我就像一头死去的大象，难以站稳。我跌跌撞撞地在药柜中翻找，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白色搪瓷杯，里面装着别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最终，感觉似乎是在一个筑路工队里混了四年时间一样，我的小手抓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拧开瓶盖，闻了闻。是酒精，正如标签上所写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玻璃杯和一点水。一个好人应该能够找到这些。我穿过门，来到检查室。空气中仍然飘着熟透了的桃子的香味。我撞开门口的双层门，穿过其中，停下来仔细看看眼前的一切。

当时，我很清楚，那台阶是通向下方走廊的。我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侧耳倾听。

一阵缓慢、拖沓的脚步声，每一步之间都有一阵停顿。起初，脚步声还偷偷摸摸的。接着，它们似乎非常疲劳。这是一个正试图走向他最后一把扶椅的老人。我们俩都是如此。于是，我莫名地想到了远在堪萨斯曼哈顿的门廊上的奥法梅父亲，他手里拿着冷冰冰的烟斗，静静走向他的安乐椅，然后坐下，视线越过门前的草坪，节约地吸上一口烟斗——无需火柴和烟草，也不会弄脏客厅的地毯。我为他摆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的阴影中，九重葛开得正盛，我扶他坐下。他抬起头，未瘫痪的半边脸对着我，向我致谢。他向后靠去时，指甲刮过椅子的扶手。

指甲刮蹭着，可却不是刮在任何一把椅子的扶手上。这是真实的声音。近在咫尺，在一扇紧闭的门外——从检查室通向走廊的门。一阵微弱稀薄的刮蹭，可能是一只幼猫想要进门。好吧，马洛，你是个年迈的动物爱护者。走过去把小猫放进来。我起身，扶着整洁的检查床一端的金属环和上面干净漂亮的毛巾。刮蹭声停下了。门外可怜的小猫咪，正迫不及待想进来。我眼眶中蓄着的泪水，从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我的手离开了检查床，顺利地走了四码来到门口。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肺部仍然有那种感觉，仿佛已经储存了多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握住门把手，开了门。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想到应该去拿枪。可惜我只是想到，却没来得及拿。我是那种喜欢灵光一现的家伙，于是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我本应该松开门把手。这似乎像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可我反而转动了把手，打开了门。

他用四根白蜡似的弯钩状手指撑在门框上，他的眼睛凹得很深，淡淡的灰蓝色，睁得很大。它们望着我，却没有看我。我们脸与脸之间仅仅相距数英寸，双方的呼吸在空中相遇。我的呼吸急促，他的呼吸仿佛远方的低语，尚未开始颤动。鲜血从他嘴里涌出，流过他的下巴。我不知怎么低头看去。鲜血从他的裤腿缓缓流出，沾湿了鞋子，又从鞋上不急不慢地淌到地板上。这里已然成了一个小池塘。

我看不出他哪里中枪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我觉得他想要说话，或试图要说话。不过那是他唯一发出的声音。他停止了呼吸。他的下巴松弛了。接着那颤动声开始了。当然，那根本不是颤动声，绝不是。

橡胶底鞋在门槛和地毯之间的油毡上发出吱吱的刺耳声。苍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落。男人的身体开始扭动，双腿难以支撑它的重量，两腿分开。他的身躯在空中倒下，就像大浪中的游泳者，向我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