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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岬酒店是一幢棕色建筑,就在新建的舞厅对面街角。我在酒店前泊好车,去盥洗室洗了脸和手,梳掉头发里的松针,随后走进毗连大堂的餐厅。整个地方人多得要溢出来,男的穿着休闲夹克,满口酒气;女的尖声大笑,指甲涂得血红,指节污垢斑斑。经理是一个低成本打造的硬汉,外套也不穿,叼着支烂雪茄,正戒备地巡视房间。收银台前,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鼓捣着一台小无线电,收听战争新闻。机器的杂音多得好比土豆泥里的水分。房间深处的角落里,一支五人乡村管弦乐队在演奏。他们穿着不合身的白夹克和紫衬衫,一边拼命吹打,誓要压倒酒吧间的喧闹声,一边在缭绕的烟雾和醉醺醺的呓语中呆滞地笑着。狮角的夏天,美好的时节,热火正朝天。

我狼吞虎咽下一份所谓的套餐,喝了一杯白兰地,止住反胃的冲动,出门走上大街。天还大亮,但有些霓虹灯已经开了。各种声响交织着,撼得傍晚摇晃不已:汽车喇叭欢快的闹腾声,孩子的尖叫声,保龄球的碰撞声,投分球台的滚球入洞声,打靶场里点二二步枪轻快的火药爆裂声,点唱机疯狂的高歌声,而在这片喧嚣的掩映下,快艇在湖面上刺耳地轰鸣,漫无目的却又豁出性命似的疾行。

我的克莱斯勒里坐着一个穿黑色便裤的棕头发女孩,苗条、严肃。她抽着烟,正同一个坐在车踏板上的度假农场牛仔说话。我绕到车另一边,坐进去。那牛仔一提牛仔裤,跑了。那女孩没动。

“我是波蒂·凯佩尔,”她乐呵呵地说,“白天是这儿的美容师,晚上在《狮角旗》报社工作。不好意思,坐你车里了。”

“没关系,”我说,“你是想就这么坐着还是想让我开你去什么地方?”

“这条路往前开一段会安静些,马洛先生。要是您愿意赏脸跟我谈谈。”

“你在这儿的内线真够强的。”说完我发动了汽车。

我一路驶过邮局,到达一处街角,标着“电话”字样的蓝白双色箭头指向通往湖边的窄径。我转上小径,开过电话局——那是一间小木屋,门前有带围栏的小草坪。待又经过一间小屋,我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停了车。树枝张牙舞爪,横跨整段路面,足足衍伸到五十英尺开外。

“这儿成不,凯佩尔小姐?”

“是太太。不过叫我波蒂就行了。大家都这么叫。挺好。很高兴认识你,马洛先生。我知道你打好莱坞来,那座罪恶之城。”

她伸出一只有力的棕色手掌,我握了握。天天用波比大头针给丰满的金发女郎束头发,她那一握仿佛卖冰人的钳子。

“我见过霍利斯医生了,”她说,“聊了缪丽尔·切斯。我想你能给我点详细情况。听说是你发现了尸体。”

“其实是比尔·切斯发现的。我正好跟他在一起。你跟吉姆·巴顿谈过了?”

“还没。他下山了。反正他也不会向我透露很多。”

“他要去参加重选,”我说,“而你是记者。”

“吉姆当不来政客,马洛先生,而我也很难称得上记者。我们这份小报就是外行的小打小闹。”

“嗯,你想知道什么?”我敬她一支烟,为她点上。

“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行。”

“我带着德雷斯·金斯利的介绍信来这儿看他的地产。比尔·切斯领我参观,跟我聊天,告诉我他太太出走了,还给我看她留下的纸条。我身边刚好有瓶酒,他一口气喝完了。他心情很低落。喝了酒他放松了一些,但还是孤独,很想说话。事情就是那样。我不认识他。绕过湖尽头回去时,我们走到码头上,比尔看到水里的木板下有只手臂漂出来。原来正是缪丽尔·切斯的手臂。大概就是这样了。”

“听霍利斯医生说她在水里泡了很久。烂得不成人样了什么的。”

“是的。他说她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月。没道理不这样认为。那就是张自杀的遗言。”

“对此可有什么怀疑,马洛先生?”

我斜眼看她。蓬松的棕头发下面,一双沉思的黑眼眸朝我望来。暮霭沉落得非常缓慢。只感到阳光的色泽微微起了变化。

“对这类案子,我想警察总会有所怀疑的。”我说。

“你呢?”

“我的意见微不足道。”

“姑且说来听听?”

“今天下午我第一次见到比尔·切斯,”我说,“他给我的印象嘛,是个急性子,而他也说自己不是什么圣人。但他似乎很爱他太太。要说他明知道他太太烂在码头下面的水里,还能在附近晃悠一个月,走出屋子晒晒太阳,面朝平静的蓝色湖水,由近到远眺望一番,心里头装着水下的猫腻和事情的经过,而且是他把尸体放那儿的——我是不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