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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间不折不扣的独用办公室。狭长、昏暗、安静,开着冷气,窗户紧闭,灰色软百叶帘半合,挡住七月的刺眼日光。灰窗帘搭配灰地毯。墙角有只银黑两色的大保险箱和一排低矮的档案盒,极为协调。墙上是一个老者的大幅彩照,他尖尖的鹰钩鼻,蓄八字胡,穿硬翻领。衣领里挤出的喉结,看着比多数人的下巴颏还硬。照片下的金属板写着:马修·吉勒雷恩先生,1860—1934。

德雷斯·金斯利在市价八百块的大班台后面轻快地踱了几步,一屁股坐进一张高背皮椅里。他从镶铜的红木烟盒里取了支细雪茄,剪好后用胖墩墩的台式打火机点上。他从从容容。无所谓我的时间。点好火,他往后一靠,吐出一小口烟,开口道:

“我是个生意人。没工夫闲晃。看你的名片,你是个持照侦探。拿点证明出来吧。”

我掏出皮夹,递给他几样证明。他看了看,把东西扔过桌面。装着执照复印件的假象牙套掉在了地上。他也懒得道歉。

“我不认识姆吉,”他说,“我认识彼得森警长。我要找个可靠的人来办一件事。大概你就是那个人。”

“姆吉就在警长辖区下的好莱坞分局里,”我说,“你可以查的。”

“不必了。我想你靠得住,不过别跟我耍滑头。记住,我雇用谁,谁就是我的人。他要完全按我说的做,口风还得紧。不然立马滚蛋。清楚了吗?但愿我没有太难伺候。”

“何必现在就把话说死呢?”我说。

他皱皱眉头。他厉声问道:“怎么收费?”

“一天二十五,额外费用另算。汽油钱嘛,一公里八分。”

“荒唐,”他说,“太贵了。一天十五,一口价。够多了。油费我按里程给,讲道理,照规矩办。但不准乱兜风。”

我吐出一小团灰色烟雾,用手扇了扇。我不说话。看我不说话,他好像有点吃惊。

他从桌上靠过来,用雪茄指着我。“我还没雇你呢,”他说,“但要是我用你了,这活儿就得绝对保密。不能跟你的警察朋友谈起。听明白了吗?”

“您究竟要办什么事,金斯利先生?”

“计较什么?你各种侦探工作都做,不是吗?”

“不是都做。只接光明磊落的。”

他逼视着我,目不转睛,嘴巴紧闭。灰眼睛里的神色难以捉摸。

“比方说我不接离婚的生意,”我说,“对于生客,我要收取一百块订金。”

“好,好,”他说道,声音突然柔和起来,“好,好。”

“至于你是不是太难伺候,”我说,“刚开始,大部分客户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大吼大叫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但到头来,他们通常都很通情达理——如果人还活着的话。”

“好,好,”他重复道,声音依旧柔和,继续盯着我,“很多客户都会没命吗?”

“知道怎么做人就不会。”

“来支雪茄吧。”他说。

我接过雪茄,放进口袋。

“我要你找到我妻子,”他说,“她失踪一个月了。”

“好,”我说,“我会找到你妻子的。”

他双手轻拍桌面。他死死盯着我。“相信你会的。”他说。说完他咧嘴笑了。“四年来,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他说道。

我没作声。

“管他妈的呢,”他说,“不赖。相当不赖。”他用一只手掌捋了捋浓密的深色头发。“她跑了一整个月了,”他说,“从我们山上的木屋走的。靠近狮角。你知道狮角吗?”

我说我知道狮角。

“我们那地方离村庄三英里,”他说,“有一部分在一条私人道路上方。盖在一个私人湖上。叫小鹿湖。为了改善环境,我们仨建了个水坝。那块地是我与另外两人共有的。很大,但没开发,当然短期内也不会开发了。我的朋友都有木屋,我也有一间,一个叫比尔·切斯的人和他老婆免费住另一间,照看那地儿。他是个残疾退伍军人,拿抚恤金。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妻子是五月中旬过去的,下来过两次度周末,按理说六月十二日该来参加聚会,可就此失踪了。我再也没见过她。”

“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我问。

“没有。啥也没做。我甚至没去那儿。”他等着,想叫我问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把椅子往后推,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他拿出一张折好的纸,递过来。我展开一看,是份电报。六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十九分,从埃尔帕索发出。收件人德雷斯·金斯利,地址比弗利山庄卡尔森大道965号,内容是:

“正去墨西哥办离婚[1],会与克里斯结婚,祝好运再见 克丽斯特尔”

我把电报放在我这一边的桌上,他忙递来一张极为清晰的大幅快照,高光纸上是一男一女坐在海滨沙滩,头顶遮阳伞。男的穿条泳裤,女的则是一罩奔放的白色鲨皮呢浴袍。她是个苗条的金发妞,年轻、匀称,面带微笑。男的是个壮硕的黑皮肤帅小伙,漂亮的肩膀和双腿,乌亮的头发,洁白的牙齿。六英尺高,一看就专干拆散别人家庭的事。手臂紧拥你入怀,一脸聪明相。他手握一副墨镜,对镜头露出老练自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