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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

奥斯陆

哈利又看了看表，翻过几页稿纸，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名称上。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施罗德酒吧。

……一桩前景看好的生意。但我一直害怕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

看报纸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站在桌子旁边看我。我一抬头，血液在血管里瞬间凝结成冰。看得出来，他过得不是很好，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也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挺拔。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过去的排长独眼爱德华。

“盖布兰·约翰森。”爱德华说，“你不是死了吗？听说你死在汉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我只知道在我面前坐下的这个人，可能让我以叛国罪与谋杀罪被判刑。

我觉得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有办法说话。我说，对，我还活着。为了节省时间，我告诉他，我头部受伤，一只脚受重伤，被送进维也纳的军医院。那他呢？他说，他被遣返回国，被送到辛松学校的战地医院。真巧，我原本也是被派去那里。他跟其他人一样被判处三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出狱。

我们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儿。我开始放松下来，替他点了啤酒，谈了些我正在经营的建材生意。我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最好自己创业，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一个上过东线的士兵，尤其是在二战时跟德国人合作过的公司。

“那你呢？”他问。

我说，加入“正确的一方”并没有帮我太大的忙，我仍然被视为曾经穿过德军制服的人。

爱德华一直坐在那里，微笑着，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找我找了很久，但所有的线索到了汉堡就断了。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在报上看见一篇关于抵抗军成员的报道，其中竟然有辛德·樊科这个名字。他重新燃起希望，查出辛德工作的地方并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跟他说可能会在施罗德酒吧。

我紧张起来，心想，来了来了。但接下来，他的话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那个时候阻挡侯格林对我开枪，我一直没好好谢过你。盖布兰，你救了我一命。”

我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张嘴凝视着他。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回应。

爱德华说我救他的行为显示我是个品性端正的人，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死。假如辛德的尸体被人发现，爱德华就可以做证说我可能是凶手。我只是点点头。他然后看着我，问我是否怕他。我觉得我没什么好损失的，便将我的故事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说完，我又点了两杯啤酒。他跟我讲述了他的处境。他的妻子在他坐牢时，找了另一个可以照顾她和孩子的男人。他可以理解这些事。或许这样对小爱德华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不必被一个叛国贼老爸抚养长大。看来爱德华已经认命了。他说他想从事运输，但去应征的驾驶工作却全数落空。

“可以自己买一辆卡车，”我说，“你也应该自己创业。”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已隐约察觉到这段谈话的走向。“银行对前东线士兵也不是很好，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骗子。”

“我有点存款，”我说，“可以借你。”

他拒绝接受。但我说，借你就是借你。“当然要收利息的。”我又说。只见他笑逐颜开，但脸色随即又严肃起来，说要等到事业稳定可能得花很多时间。于是我跟他保证，利率不会太高，只是象征性的而已。我又叫了一轮啤酒。最后，我们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施罗德酒吧，握了握手。就这么一言为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奥斯陆。

……信箱里有一封维也纳寄来的信。我把信放在厨房餐桌上，凝视着它。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地址。五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往鲁道夫二世医院，希望有人知道海伦娜的下落，并把信转寄给她。为了避免有人拆信偷看内容，我没写下任何可能危及我和她的事，当然也没用真名。我一点也不奢望那寄出去会有回应。我甚至不知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希望得到回应，除非这个回应是我要的。已婚，做了妈妈，有个小孩。不，这不是我要的。即便我曾如此祝福她，也曾希望她得到这样的幸福。

我的天，我们曾经那样年轻。那时她才十九岁。如今我手中拿着她写来的信，一切突然显得如此不真实，仿佛信封上娟秀工整的字迹不是六年来我每夜梦见的那个海伦娜写的。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逼自己准备好接受最坏的打击。信封里有一封长信。现在距离我第一遍读信不过才几小时，但信里的字字句句我都已刻在心中。

亲爱的乌利亚：

我爱你。我清楚知道我这一生都将爱着你，但奇怪的是，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爱了你一辈子。收到你的信，我开心得流下眼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