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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丁走后不到二十分钟，玛塔就带着一束鲜花、一些书籍、糖果和问候出现了。她发现格兰特深陷在卡斯伯特·奥利芬特爵士所写的十五世纪的书中不可自拔。他心不在焉地跟她打了招呼，这让她很不习惯。

“要是你的两个儿子被你的小叔子谋杀了，你会接受他给你的一笔可观的年金吗？”

“我想你的问题是，修辞吧。”玛塔边说，边放下那束花。她环顾四周，想看看已经插了花的花瓶，哪个最适合她手中的类型。

“天哪，我认为历史学家们都疯了，听听这个：

孀居王后的行为难以解释：她究竟是害怕被强行从圣殿驱离(1)，还是她只是厌倦了在威斯敏斯特的孤单日子而决心麻木不仁地和谋杀她儿子的凶手妥协，似不能确定。”

“仁慈的上帝啊！”玛塔停顿了一下。她一手拿着个代尔夫广口陶瓶，另一手拿着玻璃圆筒花瓶，注视着他并且猜测着他的想法。

“你认为历史学家真的会听听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吗？”

“谁是孀居的王后？”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爱德华四世的妻子。”

“哦，一点没错。我曾经演过她。那是个‘小’角色，在《拥王者沃里克》那部戏中。”

“当然，我只是一名警察，”格兰特说，“也许我从没生活在适当的圈子里。我可能碰到的只是令人不愉快的人。究竟在哪儿能遇到，和谋杀她两个儿子的凶手相处融洽的女人？”

“我想，在希腊，”玛塔说，“古希腊。”

“即便在那里，我也记不起一个例子。”

“也许在疯人院。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有白痴的迹象吗？”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而她当了大约二十年的王后。”

“这件事敢情是场闹剧，我希望你领会到了，”玛塔边说，边继续插花，“根本不是悲剧。”

“是这样，我知道他的确杀了爱德华和小理查，不过他的确是迷人的家伙。我住在北向的房间里。这对我的风湿病有害。”

格兰特笑了，他的好心情回来了。

“是这样，当然。这真是荒谬绝伦。这属于冷酷的押韵诗，而非严肃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让我吃惊的原因。他们似乎缺乏分析任何情况可能性的才能。他们把历史看作西洋镜，映衬在遥远背景中的是二维角色。”

“当你在故纸堆里东翻西找时，也许你无暇去了解人。我的意思不是指记录中的人，仅仅是人类，血肉之躯。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环境。”

“你会怎样扮演她？”格兰特问道，他记起玛塔的老本行就是对动机的理解能力。

“扮演谁？”

“从圣殿出来，为了每年七百马克和参加宫廷宴会的权利和谋害她孩子们的凶手交朋友的那个女人。”

“我做不到。在欧里庇得斯(2)的悲剧或行为不良之人收容所之外没有这样的女人。只能用恶作剧的方式扮演她。她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嘲讽作品。我现在想到的。史诗悲剧的模仿。无韵诗类。哪天我必须要尝试一下，编成午后慈善表演会，诸如此类的。我希望你不至于讨厌含羞草。很奇怪，考虑到认识你如此之久，对你的好恶竟然知道得如此之少。谁捏造出了这样一个和谋杀她儿子的凶手结为朋友的女人？”

“没人捏造她。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确实离开了圣殿，并且接受了理查给的年金。这笔年金不仅仅是答应给予，而且已经兑现了。她的女儿们参加了宫廷宴会，她还要求她另外的一个儿子——她第一段婚姻生的儿子——从法国回来和理查和好。奥利芬特提出的最合适的理由是，她不是害怕就是被拖出圣殿（你听说过谁被从圣殿拖出去吗？始作俑者会被开除教籍——而理查向来是天主教会的乖乖男），抑或她厌倦了圣殿的生活。”

“这就是你觉得举止古怪的见解？”

“最明确的解释是男孩们活得好好的。否则当时不会没人说他们已经遇害了。”

玛塔思索着给含羞草喷水。“是这样，当然。你曾说过，褫夺理查公权的法案中并没有此罪名。我是说，在理查死后。”

她的目光从含羞草移到桌上的画像，落到格兰特脸上：“那么你认为，真的严肃地认为，作为一名警察，理查和男孩们之死没有任何关系？”

“我敢肯定当亨利抵达伦敦接收伦敦塔时，他们还活蹦乱跳，活得好好的。如果男孩失踪了，那么略去此丑闻根本无法解释。你能想出任何一种解释吗？”

“怎么会呢？不能，当然不能。这很是让人费解。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件恐怖的丑闻。那应该是对理查最重要的指控之一。关于历史，你和我的毛茸茸的羔羊似乎过得很愉快。我建议你做些调查研究以消磨时光和缓解疼痛，我没有想到竟导致改写历史。这倒提醒了我，阿塔兰塔·谢尔高德正要枪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