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3/5页）

人群又开始欢呼起来。这些不耐烦的观众也许认为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内政大臣和莫特莱克辩护联合会主席会谈的时间越长，他不再固执的机会也就越大。看来大伙的偶像很快就会得救了，人们的喝彩中混杂着呼叫“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吼声。

“死去的阿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了下去，“他来到这条街上，就住在我家的正对面。我们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以前从没有对别的人产生过这样大的兴趣。当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仿佛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彼此吸引。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喜欢听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讲述兄弟情谊——我原以为和人讲兄弟情谊和对猩猩、蟒蛇、老虎讲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似乎也喜欢从自己肩负的繁忙而又专注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和我交流。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我别无选择。十二月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他忽然出现在我家，在之前的庭讯和审判中我自然没有提到过这次来访。他来我家是为了偷偷地向我打听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事情。他告诉我私下里他借了些钱给那女孩——女孩许诺会在方便的时候还上。他并不知道女孩要这些钱做什么，他记得曾经含糊地鼓励过女孩勇于放弃的行为，只能把这两件事牵强地联系在了一起。自那以后女孩就消失了，他一直为此感到不安。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女孩究竟是谁——阁下，当然现在您和我一样，都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杰茜·戴蒙德，他只是一个劲地问我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她。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早晨会搭第一班列车去达文波特。我早就该把这两桩事实联系到一起组成一条线索了。当他向我絮絮叨叨地询问时，我一下子开窍了。康斯坦特当时已经被牙疼困扰了很久，在我关切的询问下，他告诉我因为牙疼，他每天睡得很少。所有这些条件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个犯罪场景。我用父辈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建议，我先是向他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寻找女孩的建议，然后让他保证会服下一粒安眠药，以便好好地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他还要面对艰苦的列车工人会议）。我给了他一粒装在小药瓶里的磺基苯酸。那是一种新药，可以延长睡眠而不影响消化，我自己也在用。他保证一定会服用这种药，临走前我还真诚地劝告他要给门上好闩，再把门锁上以堵住所有可能让冬夜寒风进入房间的孔隙。我告诫他要改掉那些随意对待自己身体的生活方式，他文雅地笑了一下，表示会按我叮嘱的去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第二天早上没有办法叫醒他的达普顿太太，我很确定会心慌意乱地大声喊叫‘杀人啦！’她就是那样的人。和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她习惯性地把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作事实，把推断当作亲眼所见的事。她习惯于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达普顿太太这个阶层的人都会做出和她一样的反应。她碰巧是一个极易受‘暗示’影响的极好的样本，但我能对几乎所有女性施以同样的影响。弓区谜案的关键就是女性的心理。这里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达普顿太太会不会冲过街道请我去开门？女人在危急时刻总会找男人帮忙。我住得离她最近，而且明显是街上最权威的人，我认为她一定会来找我。”

“假设她不来找你呢？”内政大臣忍不住提了个问题。

“那，谋杀自然就不会发生了。或许阿瑟·康斯坦特会自己醒过来，或许别的什么人破门而入后会发现他正在睡觉。没有任何损害，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那天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想到我将要犯下的惊天罪行，我就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迫切想知道温普究竟能不能看出犯罪手段。我还希望能了解杀人犯的心情，我一生都在和他们接触，却没有享受过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喜悦——我甚至害怕自己会睡得太死以致听不见达普顿太太的敲门声。那晚我心里老是想着这些事，根本没有好好地休息。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计划着谋杀康斯坦特的每步细节。时间缓慢而又痛苦地过去了，透过雾气我终于看见了黎明的晨光。我被种种可能性折磨得厉害。最终的结果会让我失望吗？后来我终于听见了盼望已久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女人‘杀人啦’的叫喊声。达普顿太太敲门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当时我就起了个念头：‘过去把他杀了！是时候了！’我戴着睡帽，把头伸出窗口，让她等着我。然后匆匆穿上衣服，拿上剃须刀，跟达普顿太太一起穿过马路到了对面的十一号。当我冲开卧室的房门时，阿瑟·康斯坦特睡得正熟，头部枕在双手上。此时我大声喊道，‘哦，天哪’，好像看到了一副可怕的景象。一片血雾顿时在达普顿太太眼前蔓延开来。她蜷缩起身体，向后退了几步，刹那间（我凭直觉感到而不是确实看见）遮住了眼睛以避开可怕的场景。就在那一瞬间我精确地、科学地挥刀切了下去——这一刀切得又深又快，当我拔出剃刀时上面竟没有带上一颗血珠。接着达普顿太太就从手指的缝隙间朦胧地看见一股血流从康斯坦特的喉咙口流出。我马上拿出一块手绢遮住了垂死者的脸庞以免达普顿太太发现他脸皮的抽搐。但正像医学结论上所说的那样，死亡是瞬间发生的。我顺势又把剃刀和空的磺基苯酸药瓶放进了口袋。在一个像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诱导她把我的注意力投向关死了的两扇窗户。有些傻瓜一直认为证据里有一处漏洞，因为随后到来的警察只发现有一扇窗是关好的。他们忘了我在向街上的人寻求帮助以后，并没有锁上被我打开的那扇窗。自然而然地，我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向外界寻求帮助。在这段时间里我试图平复达普顿太太的情绪，并像老手一样装模作样地记着笔记。我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虽然现场并没有什么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但我还是希望在别人到来以前，尸体可以冰冷僵硬到一定的程度。如你所见，医学证据是无法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小时以内的。我坦率地向后来者说明谋杀看来是刚刚发生的，这打消了人们的一切疑虑。甚至连罗宾逊医生在判断死亡时间的时候，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死亡肯定发生在我出现在犯罪现场之前的某个时刻。（坦普莱顿先生，请在这里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