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后

又来到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那个绿色门面的书屋,莎士比亚书店。每次来巴黎总要到这里来买一本书。

第一次来到这家书店,是二十年前,那时,当堂而坐的是八十岁的老人乔治·惠特曼。他穿着色彩并不搭配的背心和外套,一头白发上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他很少去理发馆,头发长了就用蜡烛烧掉,说这种剃头法又快又省钱。记忆中书店中的顾客并不多,所以,当时我还与老人聊了会天。他问我是否要咖啡,又问我是否有住处,接着就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和中国还有一段缘分,幼年时曾随父亲住在南京,曾坐蒸汽火车去上海,曾在苏州见过一位天下最美的姑娘,又说起那之前五年,他重返中国,想在南京开一家英文书店,但没能成功,只余遗憾。他还告诉我他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孙子,他心中的女英雄是西尔维亚·毕奇,而毕奇心中的英雄则是他爷爷,毕奇曾经收藏过他爷爷的手稿,还举办过一个惠特曼的展览。当时我竟相信了,后来读到有关他的文章,才知道这是他经常爱说的一个“传奇”,他的父亲确实叫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位外科医生,只是与大诗人同名而已。那次从书店中买了一本书,就是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可惜,这二十年来无数次搬家,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惠特曼二战之后来到巴黎,一九五一年在目前地址上开了一家英文书店兼图书馆,继承的完全是原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与毕奇相比,惠特曼的性格更为古怪,他把自己的小店称为“假装成书店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共和国”,一个波希米亚的庇护所。他的书店也是旅行者的邮政总局、免费咖啡馆,而且,较毕奇更进一步,他在书店里增加了更多的横七竖八的床位,可以让多位付不起旅店费用的文学青年在这里过夜,这些住客们可以在书店中帮忙,惠特曼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每天必须读一本书,当然,也有人滥用惠特曼的好客热情,据说曾有一位英国诗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惠特曼的书店名气渐响,也吸引了一批作家,贝克特、亨利·米勒、劳伦斯·杜威尔、布莱希特、阿瑟·米勒、克鲁亚克、金斯堡等等,或在这里住过,或来这里朗读过作品。艾纳伊丝·宁曾将她的遗嘱留在这里,以日记著称的她在五十年代的巴黎日记中,曾这样描绘惠特曼的书店:“在塞纳河畔有这么家书店,一栋画家郁特里罗笔下的房子,地基不是很结实,小小的窗户,起皱的百叶窗。还有乔治·惠特曼,营养不良,留着胡子,如同他的书堆中的一位圣人,借书出去,让身无分文的朋友住在楼上,并不急于卖书。在书店最里面,是一个窄小拥挤的房间,一张小桌子,一个炉子。那些为书而来的人不停地说话聊天,乔治则试图写信,拆开邮件,预定书籍。一个小小的让人不能相信的楼梯通到楼上,通向他的卧室,或公共卧室,亨利·米勒和其他的来访者们,会在那里住下。”

惠特曼的书店开张时,西尔维亚·毕奇仍住在巴黎。二战中,因不愿将一本《芬尼根守灵夜》卖给一位德国军官,她索性将书店清空关门,战后她无意再重振旗鼓。惠特曼的书店也是她常常光顾的地方,来这里借书买书,与其他作家见面。有这么位疯狂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全面继承了她当年的精神,她应该是欣喜的。所以,她去世前,在一次杜威尔的朗读会上,她同意让惠特曼沿用“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名字。于是,惠特曼的书店,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战前莎士比亚书店的继承人。

如同毫无经济头脑的毕奇,惠特曼的财务也是一笔糊涂账。时代发展,全球都在数据化、电脑化,他掌管的书店一直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没有信用卡收款机,架上的书也杂乱无章,没有任何检索系统,店中的书和钱也常常消失,惠特曼总是耸肩以对,不加追究。他的书店如何维持下来,他又如何通过法国税务局对书店的几次查账,这一直是个谜。

二〇一一年,惠特曼老人去世,享年九十八岁。现在,书店由他的女儿掌管(芳名就叫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她是惠特曼唯一的孩子,出生在巴黎,母亲是英国人,她记得她的童年“如同生活在一种童话里,赤脚在书店中走过那些睡着人的床”。但七岁时父母离异,她跟妈妈回到英国,在那里长大。二十一岁时,她来到书店帮助父亲,原本只计划待一个夏天,没想到就没有再离开过。在她的管理下,书店风格依旧,室内装饰也没有改变,书架间的床和沙发等仍在,但比以前干净许多,床单不再油光发亮,沙发也不再露着海绵。她努力要让书店走进二十一世纪,在店里安装了电话、电脑和信用卡付款机。她也建立了书店网站,并把每次在书店中留宿的人数限制到六位。书店还每年举办文学节,并邀请作家到书店签售朗读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