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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里曾经是家。它不好也不坏，无法评判，只能接受，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无法解开的结。克里斯托弗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感觉棒极了，他伸展了一下身体。“早晚餐”已蒸腾出一股浓郁的葡萄酒气息。年轻人在打牌，隔壁房间的唱片机吱吱作响。克里斯托弗看着他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 “年轻”。他把自己排除在外，认为三十八岁是一个真实的年纪。他想，生活只真实存在于人四五十岁之前。那时，人已经懂得一些真切、实在的东西；这样的知识并不智慧，也不“深奥”，无法令人满足；那时，人早已见过亡者与胜者，生活总在惊人地重复，没有什么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也没有什么能再令人震惊。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震撼，一生一次：当我们认清自己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从个人来讲，我们也行将消亡。克里斯托弗是在三十八岁时发现这个事实的。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可耻的、不幸的，人在意识到事情真正发生了的瞬间，仅剩紧张的身体状态了……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一定与预期相反；接着，世界冷漠而熟练地停下来，仿佛一颗玻璃眼球一瞥便凝固了白云、屋舍和人们的面容……他点上一根烟，望着前方。隔壁的“年轻人”手里不同花色的牌上下翻飞，还有人和着极为挑逗的南美口琴翩翩起舞。克里斯托弗静静地听着这不合时宜、不知廉耻、卖弄风情，却谈不上诱人的音乐。“应该隔离那些被音乐撩拨起欲望的人。”他暗暗思忖着。他为这种颇为流行的随意而廉价的狂欢感到羞愧，不禁黯然一笑。是的，这样的“年轻”也是他曾经熟悉的。对于他们，他又知道些什么？他狐疑地瞥了他们一眼。他向女主人问好，接着自然而从容地转向“老人们”。

老人们个个小心谨慎，少言寡语。首席大法官用父亲般亲切的手势招呼克里斯托弗去身边坐，为他点上烟，慈爱地看着他。他曾教导过克里斯托弗；他骄傲地看着他。成熟稳重，对事业和家庭毫无保留地接纳，以及忠诚、威望和自律，都是初见时克里斯托弗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些唤醒了这位老法官深埋心底的雄心壮志；克里斯托弗是可以托付传统、传授精妙的律师执业技巧、传承思想精髓之人。老法官从不怀疑，克里斯托弗能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在这条严苛、高标准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了解这颗灵魂，从视线的相遇和只言片语中，他感受到克里斯托弗令人动容的特质。克里斯托弗是个可以亲近之人。他不需要被征服，孩提时他便对做人的基本原则了然于胸，这是老法官相信能够与之共处的基础。老法官明白，克里斯托弗希望拯救社会——这点毋庸置疑，感觉、信仰、信任从他的内心、他的一言一语中表现出来。他完全可以被社会寄予厚望……可老法官仍以掩藏在烟雾后的目光审慎打量着这个年轻的法官。“他有些太正直了，”他这么想，“简直一身正气。从没见过他喝得烂醉，也从未听过他说一句不得体的话。”老法官年近七旬，阅尽世事，见过比暴露身体更赤裸裸的人，他认为自己有分辨能力。他焦虑不安地分析着克里斯托弗的“正气”。“如此洁身自好的人，”他这会儿想，“都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他们欲言又止，一定是心存疑虑。但这样的人不应有疑虑。他们是永恒的，不能有疑虑。”他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克里斯托弗。他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有时在法院会单独约见他，以朋友的身份关照他。“也许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本质。”他继续想，用一只手轻轻拨散了面前的烟雾，仿佛要将克里斯托弗看得更透。“一个宽容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老法官是新教徒，毕业于地方上一所著名的新教徒学校。他觉得，也许正是这份独特的“天主教气质”，这种下意识的“宽容”意愿，这份被完整隐藏的乡愁——老法官早已知道的复杂乡愁，对“另一个国度”的乡愁——吸引他接近克里斯托弗。

现在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真实可触、对老法官和年轻法官来说同样珍贵的国度而展开。老法官并不认为“爱国”比音乐声部或电视节目更重要。生活才是人的国度，才是一切。它才是需要拯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狡黠、谨慎地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他想，这颗心灵千万不可柔软。他是精英，社会需要他。这不是“人性”的问题，也不只是“真理”的问题，还关系到其他一切，树木、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他突然转身，谈论起那桩著名的政治案件，几周里，这桩案件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报纸高调的评论版面充斥着各种关于案情的评论分析文章，被告是位高权重的州政府官员，出身名门世家，工作出了纰漏，庭审又一败涂地，法官严正宣读的判决如下：开除公职，剥夺一切法律权利，判刑入狱。严厉的判决未能平息众怒，各家报纸纷纷以感性的口吻将这种骚动摆上台面，判决过后仍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不满。老法官提起这桩案子，仰靠在扶手椅中，沉默着；尽管其他三人都等着他高明的论断，他还是放弃了说话的权利；主人、律师和克里斯托弗都惊讶地看着他，因为他们不习惯先于老法官发表关于司法案件的意见。他们似乎都等着老法官开口：他硕大的身躯舒适地靠在扶手椅中，用稀松的牙齿漫不经心地嚼着烟斗嘴，手背上布满老人斑，纤瘦、细腻、脆弱的手指上戴着族徽戒指，他随意夹起一根雪茄，透着智慧的疲倦眼眸饶有兴味地盯着天花板。大家有些坐不住了；稍后，主人小心翼翼地发表起意见。这位主人从埃尔代伊流亡来到首都，在这儿生活了十年；他在一座当时还属于匈牙利的大城市开展法律业务，破产后来匈牙利，一切归于平静，可他封闭、敏感的内心却并不满足于此。他妻子是埃尔代伊的女公爵，在瓦尔继承了一座阴森的家族大宅。就像每一个因外力或事故导致人生脱轨的人一样，相对于大多数同行来说，这个曾经的律师内心深处留存着某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罪恶的恐惧感。他明白，真理并不存在，谁也触犯不了它，时间从他身边流逝，民族的命运盘结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在家乡他的大家庭中，每个人都希望他出人头地，而他却自愿从这命运的洪流中抽身。若他愿意，可以继续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不卑不亢地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比理智和智慧更强大、更模糊的情绪迫使他用恐惧的眼神注视着昔日同行们的功成名就，他觉得匈牙利民族“一团糟”，失去了秩序，指控不再是指控，判决也不再是判决！他呜咽着小声说。他为这份严厉的判决辩护；也许，假如一个收银员或是个体雇员犯了错，公司或雇主只进行罚款，他能理解这是一种仁慈；而对这种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只履行他神圣的政府职权注——他用骄傲的语气强调这个拉丁语词——这是流淌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不能犯错。羞耻感以不同的方式也向他们，向上层阶级的政府官员们袭来。提出控诉，作出判决。辩护律师嘟囔着，首席大法官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