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3/18页）

我熟悉德国……就在那一刻，当我（我跟罗拉在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亚琛坐进一列剧烈颠簸的法国混编列车包厢）抵达莱比锡，准备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我便感到自己熟悉德国。家人为我报的是报学研究院[148]下属的文学系……从我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特别的安全感，感觉在那里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里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偏见、品位和性情；不过除此之外，在我离别的家乡与庞大而神秘的德国之间，还在气候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噢，肯定不是“血缘”、“种族”或使用其他什么口号标榜自己的时髦团体，而是更神秘、更简单的亲属关系。后来，当我生活在另一种气候里，家教、成长和经验将我们区别开来；当政治与世界观将我推到另一侧河岸，我对无法否认的亲属关系进行了许多痛苦思考，试图用出身和起源进行解释，但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有一个猜测获得了证实：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句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们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战后移居德国的匈牙利人感受到的这种熟悉感和轻松感，是某种高傲自负、不尽信实的安全感和优越感：我们在那里虚张声势，就像莱万特[149]人在巴黎；我们跟当地人称兄道弟，自以为比当地人更谙世故；我们认为他们有些幼稚，觉得我们只要凭借自己思维敏捷的大脑、不拘一格的方式方法、灵活机动的骑兵式勇敢，就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德国人什么都相信，就连佩斯的咖啡馆跑堂和偏远地区心地善良的小法官都不会相信的东西他们都会轻信！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生活态度不那么认真，不那么踏实，不那么专注，但也不是那么拖拉……我们在家乡时疲疲沓沓，而在柏林的那几年，第三天就想事业有成。我们了解德国人，也彼此了解，我们了解那些在战后流浪异乡，学识和理解力都不很扎实，但精力充沛、百折不挠的同胞们，也了解“事业”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聪明的匈牙利男孩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成功地“跻身”德国人中间更容易了，就像佩斯人用土话称那些被成船运走、用来换取德国金羊毛的鹦鹉螺是“进口给德国人”。我们战后的这一代人意志坚定，神经里带着大毁灭的恐慌，我们毫不迟疑、满怀热望、义无反顾地闯到疲惫、萎靡、善良的德国……我们疾走在萎靡不振的柏林城，仿佛想给那些英俊、笨拙、迟钝的德国人一些教训。

瑞典人也这样东奔西走，为所欲为的莱万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伙地坐进德国人的办公室、工厂、编辑部、剧院或画室，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絮絮叨叨，隔着德国人的脑袋相视微笑。我跟罗拉一起坐进列车的包厢，永远离开了那个陌生、沉闷、时常在货币贬值的舞蹈病中歇斯底里地抽搐、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幸的德国，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永别是多么的悲怆与无奈。火车开始在黑暗中缓慢行驶，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将我们从那个熟悉而神秘的国度拉走，在德国，我们多少能有一点在家的感觉；列车沿着那条不见横杆和界标的优雅路线驶出很远，穿过边境，离开那个名叫“中欧”的地方，离开我们在那里降生并长大的人文、种族与教养的辐射圈。虽然那个地方跟另一个欧洲有机地团结并融合在一起，但还是有着神秘的不同，难怪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150]犹豫不定：“究竟有没有意义把铁路修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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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还是修建了几条铁路。有一天，我搭乘其中的一列火车抵达莱比锡，我到那里的第一周，就被女房东引诱了。这个妇人跟她当屠夫的丈夫一起从梅斯[151]逃到这里，他们到了莱比锡后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把在梅斯卖掉肉铺得到的法郎作为外汇拿到德国，可以兑换很多的钞票。那年我十九岁。屠夫每天泡在啤酒馆和工商会，晚上回到家，用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逗法国人开心，挖苦他们。那时候，我对于人，对于文字的重要性，对于人心的叵测和自发的卑鄙都所知甚少，跟伦敦动物园从国外请来的傻瓜喂狮员对欧洲文明的组成和伪装的了解程度差不多。我生活在长期病态的惊叹之中。对于人，我通常轻信他们看上去的样子，认为他们的言行是真实的。来自梅斯的屠夫和他的妻子怀着特别的激情撒谎。我觉得他们喜欢我，男人也喜欢我，但我厌恨他们，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身心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用奴颜媚骨的无礼方式纠缠我。在他们眼里，我成了莱比锡小巷内一间出租房里的童话王子——穿着与众不同的西装，捧着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带着矫揉造作的物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小黑人木雕和仙人掌，那盆仙人掌我始终不离不弃地带在身边，穿越历史，穿越革命，穿越边境；说老实话，我对金钱根本没有概念……我找到我在莱比锡时期留下的第一张相片。我瘦得吓人，一副黑眼圈，额头上耷拉着颇具诗人气质的发绺，两只手将一本书紧紧贴在胸口。我就这样于1919年秋天出现在莱比锡，出现在梅斯屠夫的妻子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