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波堤的尽头

在第一个雨天,戴着灰白的尖顶帽,穿件雨衣,打把伞,拎个用绳子系好的棕色包裹,阿尔伯特·达农转了两次公交从巴特亚姆街赶到美日街去看他儿子的女友过得怎样。在袖子的表带下,他小心地塞入那两张打了孔的车票。他看起来像个退休校长。尽管街上空空如也,他也等着红灯变绿。穿过罗斯柴尔德大道,从长凳上拾起一沓浸透的报纸,把它扔进垃圾桶。特拉维夫在第一场雨中看起来像堆杂货。街道被遗弃:凡是有地方去的人都走了。美日街给人一种堆满落叶的印象:剥落的灰泥,掉下的纸张夹杂着一些褐色叶子和湿透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湿透了但并没被冲洗干净。房顶上能看到天线、太阳能热水器和云朵。那里有鸟,但歌声没精打采。没有照明的门口有排邮箱,切尔尼亚克,席科斯基,本班萨特和一个私人神经诊所。门左边的地上有张条子:“足病医生出国了。”在门的对面写着因巴。没写蒂塔:只是因巴。像个男人。一个陌生人。楼梯井像冬天的海,阿尔伯特·达农,一个瘦削、年长的男人,站在那里盯着防波堤的尽头,好像等那黑色的水送来一个救生筏。他按了下门铃。没有反应。一个礼貌性的间隔。再按。犹豫。轻轻敲门。再等。也许她正在穿衣服?或是睡觉?或是有别人?他把包裹放在地上,收起伞。他等着。同时在她门前擦了擦脚,以免把水和枯叶带进去。他等着。包裹里有件娜蒂娅的法兰绒睡衣和一个老旧的两格式电暖器。阿尔伯特对着双手哈了哈气,吸了下鼻子,忽然担心气味儿难闻。然后他再次敲了敲门。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