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第2/2页）

“可你们为什么穿着大衣坐在那里？我起来把电热器打开。去弄点喝的。请把大衣脱了吧。”

格里克先生像是受到申斥一般，慌忙站起来。

“不不，戈嫩夫人。别起来。绝对没这个必要。我们只是……来看看你。我们得赶紧走了。请不要起来。不必开电热器。”

卡迪什曼先生说：

“我也得走了。我只是开会路过此地，看看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帮忙？”

“万一需要什么东西。或是处理什么事情……或者……”

“谢谢你的好意，卡迪什曼先生。像你这样真正的绅士已经不多了。”

他那蜥蜴般的脸上一亮，并许诺说：

“明后天我再来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写信说了些什么。”

“你一定得来啊，卡迪什曼先生。”我嘲笑道。我的米海尔对朋友的选择真让我惊愕不已。

卡迪什曼先生使劲儿地点点头。

“既然你明确地向我发出邀请，我是肯定会来的。”

“祝你早日康复起来。”格里克先生说，“有事情的话，我可以帮你跑跑腿，买买东西……你有什么事吗？”

“格里克先生，你真好。”我回答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破帽子，沉默不语。两位上了年纪的人已站到房间的另一头，尽可能远离我的床，伸手即可推开房门。格里克先生看到卡迪什曼先生的大衣后面有个线头，帮他拿掉。外面轻风习习，死一般沉寂。厨房里传来冰箱发动机的声响，好像突然给生活注入了活力。我又一次让那同样的宁静、清醒的意识冲击着，感到我马上就该死去了。多么苍白的思想。一个心理正常的女人是不会对死亡无动于衷的。死亡与我毫不相干。近在咫尺而又那么陌生。站在远处的熟人同我毫无干系。我觉得自己得赶快说点什么。觉得不该对朋友道别，不该让他们现在就走。大概今夜就会下第一场雨。我当然还不是个老太太。我知道自己仍旧很美。我得赶紧起来。穿上衣服。我必须弄些咖啡和可乐，拿些蛋糕，聊天儿，投入，感兴趣；我也受过教育，我也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嗓子里有什么东西一紧。

我说：

“你们都这么急吗？”

“很抱歉，我得走了。”卡迪什曼先生说，“格里克先生没事儿，要是他愿意，可多待一会儿。”

格里克先生往脖子上系着厚围巾。

老朋友，现在不要走。不能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坐到椅子里。脱掉大衣。放松一下。我们要讨论政治和哲学。交流有关对宗教信仰与正义的看法。我们会在友好的气氛中侃侃而谈的。我们一起喝点什么。不要走。她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房间里。留下来。不要走。

“祝你早日康复，戈嫩太太，晚安。”

“你们这么快就走了。我一定让你们讨厌了。”

“绝对不是。别这么想。”二人急忙异口同声地说。

这两位都很虚弱，孤零零的，年事已高，不习惯探望病人。

“街上没什么人。”我说。

“愿你好起来。”卡迪什曼先生重复道。他把帽子拉过额头，好像突然要挡住冥冥之光。

格里克先生离开时说：

“别急，戈嫩夫人。着急不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好起来的。是这样的。你笑了，真高兴看见你笑了。”

客人们走了。

我立即打开收音机。理平床单。我是不是已患上某种传染病了？为什么两位老朋友到来及离开之际都忘了要同我握手？

收音机报道说，攻克半岛的业绩已经完成。国防部长宣布，通称蒂朗的约特巴特岛已回到以色列第三王国的怀抱。汉娜·戈嫩又将成为伊冯娜·阿祖莱。但我们的目的是和平，部长以他独有的雄辩之风说道。如果在阿拉伯军营内，理性因素能战胜顽固的报复心理，经历漫长等待的和平就会到来。

比如说，我的双胞胎。

在桑海迪里亚，松柏在微风中来回摆动，一会儿挺直，一会儿弯曲。依我之浅见，任何一种曲张都是巫术。它流动，但是又很冷静、悠闲。几年前，在塔拉桑塔学院的一个冬日，我笔录下希伯来文学教授那充满伤感的词句：从亚伯拉罕·玛普到佩雷茨·斯默伦斯基，希伯来文学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化过程，经历了失望与幻灭的危机。梦幻破灭之后，敏感的人们折而不弯。“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而去。”[49]《以赛亚书》中的这句诗具有双重含义，教授说：首先，希伯来启蒙运动植根于最终将其导致毁灭的思想形态。其次，许多优秀人才在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批评家亚伯拉罕·尤利·考文纳[50]是个悲剧性人物。他像一只蝎子，当有火光包围时，就把螫刺插在自己的后背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种压抑性的情感在恶性循环。倘若没有反对现实的梦幻者和斗士——现实主义者，我们就没有复兴，几乎走向毁灭。但梦幻者总会取得伟大的成就，教授总结道。我没有忘记。巨大的翻译任务在等待着我！我得把这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我不想死。汉娜·格林鲍姆·戈嫩：字头HG的拼写在希伯来文中意为“节日”。要是她整个一生能是一个长长的节日就好了。我的朋友，塔拉桑塔那位好心的图书管理员，总是戴着一顶便帽，同我打招呼，逗嘴，现在已经长眠不醒了。剩下的只有词语。我厌倦了词语。多么廉价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