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我在休息静养，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这是我自己的空间。我在这儿。像现在这副样子。岁月如旧。我也如旧。即使穿着新买的高腰夏裙，我也没有变化。我被小心翼翼地打点，漂漂亮亮地装扮，系上红丝带，陈列在架子上展示，被购买，拆封，使用，搁置一边。岁月一天天流逝，周而复始，没有起色。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夏天。

我刚刚写下的是一则令人生厌的谎言。例如，1953年6月底的一天就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清晨，英俊的卖菜人，我们的波斯菜商伊莱贾·莫西阿和他的女儿拉文娜。大卫耶林街的电工古特曼先生答应我两天之内把电熨斗修好，并保证要信守诺言。他还主动卖给我一只黄颜色的灯泡，以便晚上能驱走我家阳台上的蚊虫。亚伊尔两岁零三个月。他摔倒在楼梯上，于是他抡起两只小拳头使劲儿捶打楼梯。膝盖上现出了血渍。我给孩子包扎伤口，但没看他脸上的表情。昨天晚上，我们在爱迪生影院看了一场现代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中午，米海尔对这部电影表示了有保留的认可。他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里面谈到了南朝鲜问题以及内盖夫的渗透活动。两个传统派犹太教妇女在街上争吵。救护车在拉什街或附近什么街道上嘶鸣。一位邻居向我嘟哝说鱼很贵，质量又不好。米海尔眼睛过于劳累，所以戴上了眼镜，这不过是一副阅读用的镜子。我在约翰王街的艾伦比咖啡馆给亚伊尔买了一份冰淇淋，自己也买了一份。我把冰淇淋洒在了我绿衬衫的袖子上。

楼上邻居凯姆尼扎家有个儿子叫约拉姆，这是个富有梦幻色彩的十四岁金发男孩。约拉姆是个诗人。他的诗表达出一种孤独情绪。他把诗稿拿来读给我听，因为他知道我年轻时学过文学。我品评他的诗。他声音发颤，双唇抖动，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约拉姆写了一首新诗，纪念女诗人拉结[24]。在诗中，他把缺少爱情的生活比作贫瘠的荒漠。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在沙漠中寻找甘泉，却在幻想中误入歧途。当来到真正的甘泉边上，他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了。

我笑了。“虔诚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的正统派犹太教孩子竟写爱情诗。”

约拉姆立刻同我放声狂笑，但是放在椅子上的手臂却已绷得紧紧的，手指像女孩子的那样苍白。他和我一起大笑，忽然眼里盈满了泪水。一下子抓起诗稿并将其揉皱。接着，他一转身从我家跑出去。到门口时停了下来。低声对我说：

“对不起，戈嫩太太。再见。”

真遗憾。

那天晚上，利亚姑妈的朋友老卡迪什曼博士来看我们。他一边同我们喝着咖啡，一边抨击右翼党。日子过得确实单调。岁月悠然而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给自己布置了一项庄严的任务：提笔记述每日每时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时间是我自己的，无所事事时岁月就会悠然而逝，像在开往耶路撒冷的火车上所看到的山丘一样。我会死，米海尔会死，卖菜的波斯人会死，拉文娜会死，约拉姆会死，卡迪什曼会死，所有邻居都会死去，所有的人都会死去，所有的耶路撒冷人也都会死去。接着便是一列满载陌生人的陌生列车，陌生人会像我们一样站在窗前，看奇怪的山丘恍然而逝。就连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蟑螂时我都会联想到自己。

我在思考深藏在体内的极为精微的东西。这些精微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全是我自己的，像心脏、神经和子宫。它们属于我，只属于我一个人，但我却不可看，不可触摸，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

我很想控制内燃机车，做火车上的女王，操纵两个行动敏捷的双胞胎，把他们视为我的左膀右臂。

要么，在1953年8月17日凌晨六点钟，有位身强力壮的布哈拉司机拉哈明·拉哈米姆夫终于到来。他脸上露出微笑，站在门前的石阶上敲门，彬彬有礼地询问伊冯娜·阿祖莱小姐是否准备起程。我绝对愿意同他一起驶往里达机场，乘着“奥林匹克”号，飞往白茫茫的俄罗斯平原。夜晚身着熊皮坐在雪橇上。司机硕大的头颅影影绰绰，冰天雪地中瘦骨嶙峋的恶狼眼中闪着寒光。月光映照在孤零零的树桩上。停一下，司机，你停一下，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他的脸是一尊木雕，在洁白柔和的月光下疤痕累累。乱糟糟的胡梢上挂着冰碴儿。

潜水艇“鹦鹉螺”号[25]过去有，现在还有。它在深海里遨游，灯光明亮，没有噪声，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越驶越深。它知道驶向何方，知道为什么前行，知道为何不能像块石头、像个疲倦女人一样歇息一下。

在纽芬兰海岸北部，英国“龙”号驱逐舰上的巡逻员在北极光下仔细巡视。其船员深知，得一刻不停地警惕那头著名的白鲸。9月，“龙”号驱逐舰从纽芬兰驶往新喀里多尼亚，为驻军运送粮饷。“龙”啊，千万别将远方的海法港、巴勒斯坦和汉娜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