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

天将破晓之际，初雨开始降落在基布兹的房屋、田野和果园。空中弥漫着潮湿泥土和干净树叶的新鲜气息。雨水沿着明沟哗哗流淌，洗净红色屋顶和马口铁棚屋的灰尘。第一缕晨曦笼罩着一座座房屋，花园里的鲜花上闪烁着水珠。一架多余的草坪洒水器继续喷洒着水汽。一辆湿漉漉的儿童三轮脚踏车斜放在一条小径上。群鸟在树梢上惊恐地尖叫。

雨把纳胡姆·阿塞洛夫从不安稳的睡眠中吵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听到了敲击百叶窗的声音，好像有人来告诉他什么事情。他起身坐在床上，悉心谛听，直至意识到初雨来临了。今天他要到那里去，让埃德娜坐在椅子上，直视她的眼睛，和她说话，诉说一切。实际上也是去找大卫·达甘。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他能对他说些什么？对她说些什么呢？

纳胡姆·阿塞洛夫，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鳏夫，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电工。大儿子伊沙伊几年前在一场以牙还牙的袭击中被杀后，埃德娜成为他现在唯一健在的孩子。她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年轻女子，乌黑的双眼，橄榄色的皮肤。这个春天，她已经年满十七岁，是基布兹高年级的学生。每天下午，她都会离开三个女孩合住的宿舍，来看父亲。她会坐在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双手抱肩，仿佛她总是有点冷。即使在夏天，她也是那样抱着自己。她会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直至夜幕降临。他会准备咖啡，一盘剥去果皮、削好了的水果，他们会静静地聊收音机里的新闻，或者她的学习，而后她会离去，与朋友共度整个夜晚，也许不和朋友在一起。纳胡姆不了解，也没有过问她的社交生活，她也没有主动说明。他曾经听说她与救生员杜比有过短暂的恋情，但是闲言碎语很快消失了。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他和女儿从来不谈自己的私事。比如，埃德娜有一次说：

“你应该去看医生。我不想看你咳嗽。”

纳胡姆说：

“好吧。也许下个星期。这星期我们要在养鸡场的孵化房里安装一台新的发电机。”

有时，他们会谈论二人都喜欢的音乐。有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听旧式留声机播放舒伯特的音乐。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埃德娜死去的母亲或哥哥，也没有谈过童年记忆或者未来计划。他们之间有着未曾言明的约定：不触碰情感，不触碰彼此——哪怕是一点点触碰，不是手触碰肩膀，也不是手指触碰胳膊。离开的时候，埃德娜站在门口说：“再见，爸爸。记着去看医生。我明天或者后天再来。”纳胡姆会说：“行。来吧。照顾好自己。再见。”

几个月后，埃德娜就要和同学一起去服兵役了。她自学了阿拉伯语，将在情报部门工作。

就在初雨降临的几天前，埃德娜·阿塞洛夫收拾起衣物，离开宿舍，搬去和大卫·达甘——一个与之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师——同居了。整个耶克哈特基布兹闻听此事，都为之震惊。大卫·达甘是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口才好，身体瓷实，两只臂膀强健有力，脖颈短却非常结实，八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已经冒出一些银须。他通常在争论时冷嘲热讽，过于自信，声音低沉。每次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他的权威阐释，谈论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主要因为他拥有某种犀利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劝说力。你的话只说了一半，他就会打断你，热情地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坚定地说：“等等，给我一分钟，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喜欢听领诵祷文的音乐。多年来，大卫·达甘一直在基布兹做历史老师。他频繁地更换情人，和我们基布兹以及附近其他基布兹的四个女人生有六个孩子。

大卫·达甘五十来岁了，埃德娜去年是他的学生，年仅十七岁。难怪闲言碎语会在食堂里，在罗尼·辛德林就座的固定餐桌旁疯传。诸如书念童女亚比煞[2]、洛丽塔和蓝胡子，等等。约斯克·M.说，如此丢脸的事撼动了学校的基础。怎么可以呢——教育工作者和他年轻的学生？他们要召开教委紧急会议。约谢哈不同意：“毕竟，你不能与爱情争辩；不管怎样，我们这里一向提倡自由恋爱。”丽芙卡·R.说：“她怎么能这样对她的父亲，毕竟他很失落。可怜的纳胡姆，他确实将无法容忍。”

“年轻的一代突然都想去上大学了，”大卫·达甘在食堂吃饭时说，他声音低沉，“没有人愿意在地里和果园干活了。”他声音刺耳地说，“我们应该立个规矩。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尽管基布兹人都同情纳胡姆·阿塞洛夫，但没人说破。他们背着埃德娜和大卫·达甘说，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说，他确实非常非常出格。他和女人交往总是出格。对于她，我们只是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