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

费玛在小餐馆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等了有一刻钟，然后点了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他身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议会的一位右翼成员，议会右翼成员的旁边坐着一位身材纤细、容貌俊秀、留着胡须的青年，费玛看他像一个争取在占领地创建犹太定居点的行动主义分子。年轻人说道：

“你们也都是阉人。你们忘了自己从何处而来，又是谁把你们安置到了目前的处所。”

他们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费玛想起自己头一天晚上如何离开了尼娜家，如何在尼娜那里自取其辱，在特德的书房里又是如何自受屈辱，黑暗中在门厅里又如何使自己和约珥都感到难堪。事实上，这会儿要是能同这两个阴谋分子挑起论战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两个家伙撕成碎片。他估计安妮特·塔德莫已经改变了主意，已经另有打算，不会信守诺言了。她为什么非要信守诺言呢?她那丰满、圆润的体态，她的痛苦，她那朴素的像女学生一样的棉质连衣裙，所有这一切在他体内撩拨起一丝混合着自我嘲弄的欲望：她改变了主意也好，给你免去了又一次屈辱。

年轻的殖民者站起身，向前跨了两大步就来到费玛的桌旁。费玛吃惊地发现，年轻人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对不起，你也许就是做律师的布拉格先生吧?”

费玛考虑了一下，一时间他还真想给出肯定的回答。他对布拉格总是容易动情。

“我想我不是。”他说。

殖民者说：

“我们在约见一位我们从未见过的人。我刚才还以为就是你呢。对不起。”

“我不是，”费玛铿锵有力地宣布，好像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你们当中的成员。我觉得你们都是瘟疫。”

年轻人挂着一副纯真、甜美的笑容和一副犹太一家亲的表情。他说道：

“干吗不把诸如此类的说法留给敌人呢?是无缘无故的恨才让我们的圣殿[1]倒掉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尝试一点无缘无故的爱，这该不会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伤害。”

想到论战就产生的一种绝妙的震颤像佳酿一般流遍费玛的全身，而且他舌尖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尖锐辛辣的回答，但就在这时，他瞥见安妮特站在门厅里茫然四顾。他几乎有些失望。他迫不得已，向她挥了挥手，把殖民者放到一边。她为自己迟到了向费玛道歉。她在他对面一坐下来，他就说她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将他从真主党[2]手中解救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真主党从他的手中解救出来。接着，他向她阐明自己观点的实质。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该向她道歉，她还没来他就为自己点了东西。他问她想喝点什么。出乎他的意料，她说来一杯伏特加。然后，她向他详细地讲述她离婚的经过。此前，他们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且她认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费玛给她要了一杯伏特加，又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他还点了面包、奶酪和一块鸡蛋三明治，因为他仍然觉得饿。他还在听她讲她的经历，只不过是分神地听着，因为这时来了一个穿灰雨衣的光头男人，他在邻座坐了下来。想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布拉格先生。费玛觉得这三个家伙正在密谋分裂国家检察部，于是留神窃听他们的谈话。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但他对安妮特说，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已结婚二十六载，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岁，一天也不多。

“你真可爱。”安妮特回答说，“你身上散发着善良。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听众，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或许能够有助于我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助于我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旦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能理解的东西就越发地少了。你有这份耐心吗?”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耶里和我一言不发地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安妮特说，“靠着栏杆，俯身看下面的花园和树木，肩并肩地挨着，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抓住我，将我抛了下去。就像扔一个旧的柳条箱。”

费玛说：

“太惨了。”

接着又说：

“太恐怖了。”

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费玛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因为她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殖民者说，“保持联系。不过打电话时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妮特说，“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总有这样一些神秘的女人。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她们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坠入爱河，又像小鸟一样飞向他方。葛丽泰·嘉宝[3]，玛琳·黛德丽[4]，丽芙·乌曼[5]，各种各样的荡妇[6]。女人内心的各种秘密啊。请不要取笑我在大中午喝伏特加。毕竟，你本人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我让你感到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