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费玛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淋得全身透湿（第3/5页）

“对。”特德说，他想了想，慢条斯理、聚精会神地填满烟斗，重新点上火，然后柔声细语地补充道，“约珥每周都到宽容促进会做两次义工。可他们说，促进会要发生分裂了。”随后，由于拿不准希伯来文中“请愿书”的意思，他问道：“你说‘请愿书’是什么意思?”

“请愿书?”费玛回答说，“一张烂纸。手淫。”他怒火中烧，不经意之间竟用拳头猛击电脑的键盘。

“嘿，当心！”特德说，“你就是砸坏了我的电脑，也帮助不了阿拉伯人。”

“谁他妈在谈论帮助阿拉伯人?”费玛受伤地爆发出一声号叫，“我谈的是帮助我们自己……说我们在帮阿拉伯人的是他们，那帮蠢货，右翼分子！”

“我搞不懂。”特德一边说，一边抓挠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好像在夸张地模仿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你是说我们不是在为改善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尽力吗?”

于是，费玛强压怒火，从头讲起。他认为，左派温和主义者在“普通百姓”看来似乎就是敌人，这有其策略上和心理上的各种因素，费玛用简洁明了的希伯来语把这些因素跟特德解释了一番。他为使用了“普通百姓”这个拙劣的表达再次对自己感到恼火。在演说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特德不时将目光转向一边，偷瞥散落在地毯上的图表，还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不停地往烟斗里补烟丝。他手指上的婚戒在闪闪发光。

费玛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同样是这根手指，以一模一样的动作，正在来回摩擦着约珥的阴唇。他努力想摆脱这样的画面，却总也挥之不去。紧接着，他产生了一种怀疑，以致不能自拔：有人正在对他撒谎，他上当受骗了，约珥此刻正躲藏在卧室里，故意不见他。她正在无声地哭泣，双肩颤抖，用枕头止住泪水，就像她有时候在做爱的时候突然哭泣一样，就像迪米有时候意识到他自己或父母或费玛遭受了不公后在无声地哭泣一样。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费玛继续说，他不自觉地借用了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喜爱的短句，“现在都会发生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统一战线会迫使政府方面立即终止恐怖行为的。”

“我再给你倒杯白兰地吧，费玛。它会使你镇静下来。”

费玛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像电影中俄罗斯人喝伏特加一样，把脖子往后一仰，一口喝干了第二杯白兰地。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眉毛像钢绒的原木在星期六早晨把一杯橙汁端到尚未起床的约珥面前，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约珥睡意蒙眬，披散着浓发，双眼半睁半闭，伸出手，摩挲着他那无疑是真丝的睡衣的开口处。这样的画面在费玛的胸中并没有激起嫉妒、恼怒或者愤恨，相反，让他惊愕的是，他倒对这位勤奋正直的男人，这位为了完善汽车喷气发动装置而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使人甚至联想起驮兽的人，这位在全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一个朋友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

“最令人悲哀的是，”费玛说，“是左翼被弄得瘫痪的样子。”

特德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越战时，我们碰到的情况同此一模一样。喝点咖啡吗?”

费玛跟着他来到厨房，激动地补充道：

“同越南相比较，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特德。这里不是越南，我们也不是佩花嬉皮士[8]。第二个错误是指望美国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占领地赶出来。我们要完蛋，他们才不在乎呢！”

“正确。”特德用赞扬迪米做对算术题时的口吻说，“完全正确。没人会为别人帮任何忙的。人人都为自己。可他们并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他把水壶插头插到插座上，开始清空洗碗机里的碗碟。

费玛激动地把特德推到一边，自告奋勇地为他帮忙，好像非要证明他错了不可。他从洗碗机中拿出一大把刀子、叉子和勺子，抱着它们在厨房里打转转，将一扇扇柜门砰砰地打开来，将一只只抽屉抽出来，寻找搁置战利品的地方，同时一刻不停地继续演讲，阐述越南与加沙的区别、尼克松综合征与沙米尔[9]综合征的差异。几把离群的餐具从他的手指间滑下来，散落在厨房的地板上。特德俯身去拾这些餐具，一边说他对“综合征”这一希伯来文词汇不大熟悉：这是一个新词吗?

“综合征，同你在美国经历的越南综合征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同越南相比较是一种错误吗?”

“对。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必要将综合征与症状区分开来。”

“搁这儿，”特德说，“就搁这儿，中间的抽屉。”

可费玛已经放弃了折腾，把一摞餐具放到了微波炉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擦了擦，接着又开始心不在焉地擦起了餐桌。这会儿，特德还在根据型号和大小，将碟子一一归类，井然有序地、一摞一摞地放到水池上面的碗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