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访谈（节选）

采访时间：2007年8月26日晚。地点：北京长安大戏院。

钟志清（下简称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阿摩司·奥兹（下简称奥）：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那些书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往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识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钟：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钟：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极强的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声。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钟：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奥：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钟：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钟：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