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2/4页）

雅德娜有个未婚夫，还有个前未婚夫，据说，还有加利利的一个猎手，还有守望山的一个诗人，还有一个腼腆的崇拜者，他只能伤心地望着她，除了“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之外，没有勇气向她多说什么。在冬天，我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说：“你要永远写下去。”这些话比多年来我听到的许多话都奇妙，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写。

那天晚上，我决心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她说明，或至少大胆地给她写信，请她原谅，解释说我不是要偷看她，说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雅德娜是不是注意到我就站在楼顶上。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祈祷她没看见我，然而又希望她看见了我。

对于在瞭望哨看见的所有邻居、村庄、山丘和高塔，我都了如指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内，在诊所排起的长队里，在对面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

在收听广播时，房间里一片宁静，仿佛帘栊在黑暗的清风中抖动。但关上收音机之后，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个不停。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剩下哪些机会。他们说啊说，仿佛害怕如果突然出现片刻的宁静，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谈话和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冰冷而阴郁的宁静的话，他们会立即遏制这种宁静。

大家都看报纸，看罢一张后便相互交换，《事》、《观察者》、《守望者》、《国土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因为那时的白天比现在的白天长很多，每份报纸只有四页，晚上他们会重读早晨读过的东西。他们一起站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比较《事》上写的关于我们的道义力量与《国土报》上说的耐性：也许字里行间蕴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在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阅读中没读出来？

除拉扎鲁斯先生之外，居住区中还有其他难民，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多数居住者不叫难民，也不叫拓荒者或者公民，而是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位于拓荒者之下，难民之上，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也反对激进分子。但是如何进行区分呢？拓荒者、难民和激进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在发Resh时使用喉音，在发Lamed时声音流畅，只有东方犹太人发Resh时打嘟噜，在发Het或Ayin14时声音刺耳。父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要成长为全新的犹太人，比父辈要强，虎背熊腰，成为斗士，在土地上劳作，因此他们拼命用肝尖、鸡肉和水果把我们填饱，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挺身而出，浑身黝黑，英勇无畏，不能再任敌人把我们像羔羊一样宰割。有时他们会对来耶路撒冷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产生眷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唱歌，他们会给我们大致翻译一下，于是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曾有过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废弃的小块土地在夏日下焦灼干枯，建筑都是由石头和瓦楞铁垒就，太阳炙烤着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发生了战争。耀眼的日光从早到晚狂暴地折磨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