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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的哭并没有把他降低到一个可怜虫,一个女人的位置上,也没有损害他的男子汉尊严;无论作家儒勒·凡尔纳,还是广大读者,都可以接受。仿佛突然接受一个男人哭泣,这个男人的眼泪拯救了自己和整个国家,还远远不够。因此这个最具男子汉气概的人中豪杰由于具备“阴柔”之气而战胜了所有的敌人,那阴柔之气在生死攸关之际从他灵魂深处涌出,没有减少或者削弱他的“阳刚”之气(那时候他们为我们洗脑时总说):相反,它使阳刚之气趋于完美,并达到安宁。因此,也许那时可在令我痛苦的选择中,在儿女情长与英雄豪气之间,找到一种体面堂皇的方式?(十几年后,《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也许会被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这一形象深深吸引。)

那时也有《海底两万里》中的船长尼摩,这是一个自负勇敢的印度人,憎恶剥削体制、民族压迫以及无情地恃强凌弱、自私自利的个体。他痛恨北欧国家傲慢自大的恩赐态度,令人想起爱德华·萨伊德,或者弗朗兹·法农,于是决定脱离这一切,在大海下面建造一个小型乌托邦。

这一点,显然最能令我的心跳荡不已,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呼应。整个世界总是迫害我们,待我们不公,因此我们退到一边,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型独立泡沫,我们在那里可以过上“纯洁自由的生活”,躲开迫害者的残忍无道。但是,像尼摩一样,我们不再做无助的受难者,而是要运用我们富有创造力的才智,我们会用精密的死光来装备我们的“鹦鹉螺号”,无人胆敢再次算计我们。若有必要,我们的长臂会抵达世界尽头。

在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一伙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人设法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创立一个小型文明地盘。幸存者都是欧洲人,都是男人,都是富有理性、心地善良、豁达的男人,他们拥有技术头脑,大胆而机敏,他们真正代表着19世纪所希冀的未来者形象,清醒,开明,强劲,借助于理性力量,按照进步的新教信条来解决任何问题。(残忍、卑劣的本能与邪恶显然被赶到了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岛:威廉·戈尔丁笔下《蝇王》中所描写的岛。)

这一群体通过艰苦劳作、判断力和拓荒者的热情设法生存,白手起家,用双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农庄。这些让我欣欣然,仿佛向我灌输了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的社会精神特质:不受宗教约束,开明,理性,进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战斗性的乐观主义。

然而,《神秘岛》中的拓荒者也有遭受来自自然力灾难威胁的时刻,也有没有退路、其才智得不到应有发挥之际,在这样千钧一发的瞬间,总有一只神秘之手介入其中来斡旋,一位能够创造奇迹的全能上帝时时会将他们从某种毁灭中解救出来。“倘若有正义,让它即刻发光。”比阿里克写道。《神秘岛》中有正义,确实能够即刻发光,迅疾如闪电,在所有希望逝去的瞬间。

但是,那委实是另一种社会精神特质,恰恰与我父亲的理性主义大相径庭。那是我母亲常常在夜晚所讲述的故事以及神迹奇事,是把更古老之人收容在屋檐下的古人传说,关于邪恶的传说,是不可思议的事物与恩典,既是放出灾难但希望尚存的潘多拉盒子中所体现出的原理,也是杰尔达老师最初向我讲述的哈西德传说,以及在她离去后取而代之的我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莫代海·米海埃里所讲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那充满奇迹的原理。

就像在这里,在《神秘岛》中,在我人之初之际最早向我展示世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窗口之间终于达到某种和解:我父亲那注重实际、乐天达观的窗口,以及我母亲的窗口,面对冷酷狰狞的风光,怪异的超自然力量,那力量或充满邪恶,或充满同情与怜悯。

《神秘岛》的结尾,显示出上帝的力量,他一遍又一遍地营救海难幸存者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每当他们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实际上是尼摩船长、《海底两万里》中那个眼睛里露出愤怒的船长在慎重干预。但是,那绝对不会减少我从书中得到调停的快感,消除我幼稚地迷恋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我居然幼稚地迷恋哥特派小说之间的矛盾。

就连父亲和母亲也终于实现了安宁,一起生活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下。尽管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某座荒岛上,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安宁。

心地善良的马尔库斯,在约拿大街出售新书和旧书,并在近盖乌拉大街拐角处开有租书图书馆,最后他允许我每天换书,有时一天换两次。开始,他并不相信我真的把整本书看完了,当我把一本只借了几个小时的书还回来时,他经常巧意设计各种问题来考我。逐渐,他化疑虑为惊奇,最后心悦诚服。他相信,凭借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与如此快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当我也学会一些大语种后,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我们某位伟大领袖理想的私人秘书。天晓得,也许许多年后我会成为本—古里安或者摩西·沙里特的秘书。结果,他决定值得对我进行长远投资,他应该把面包撒在水里,天晓得他有朝一日也许需要某种特批,他也许需要某种方便,或者是顺利从事正在筹划的出版业,那么,他与某位人中豪杰的私人秘书的友谊会比黄金还要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