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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纳哈里埃里先生，伊莎贝拉老师的小丈夫，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他。他通常在我们到来之前便去上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他在家里，他就得待在厨房，我们上课时他在厨房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倘若不是他和我们偶然未经允许便去上厕所，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纳哈里埃里先生实际上只是杰茨尔，合作社商店里那个面色苍白的收银员。他差不多比夫人年轻二十岁，要是他们愿意，可以被视作一对母子。

偶尔，当他不得不（或竟敢）在上课的时候叫她时，或许因为他把牛肉饼烧焦了，或许因为他烫伤了自己，他不叫她伊莎贝拉，而是叫妈妈，她的猫群可能也这么叫她。而她呢，管她年轻的丈夫叫一些鸟名：麻雀，或金翅雀，或歌鸫，或刺嘴莺。只是不叫纳哈里埃里名字的字面意思——鹡鸰。

有两所小学，小孩从我们家走到那里用不了半小时。一个太社会主义，一个太宗教。“伯尔·卡茨尼尔孙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坐落在哈图里姆大街尽头，屋顶上一面工人阶级红旗与国旗并肩飘扬。他们在那里举行列队行进和其他仪式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师生们都称校长为“同志”。夏天，老师一身卡其布短打装束，穿《圣经》时期的凉鞋，在院子里的菜园培养学生从事农耕生活，亲自体验做新农村的拓荒者。在车间里，学生学到了生产技能，像木工活、铁匠活、建筑、修理机械和锁头以及某些吸引人的精密机械。

孩子们在课堂上喜欢坐哪里就可以坐哪里，男孩和女孩甚至可以坐在一起。多数人身穿蓝汗衫，胸前系着标志着两种青年运动的红白飘带。男孩子们一身短打装束，跷着二郎腿，女孩子们的短裤也短得让人不好意思，结实地绷在她们那富有弹性的大腿上。学生们甚至对老师直呼其名。他们学习算术、故乡研究、希伯来语和历史，但也学习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定居史、工人运动史、集体农庄准则，或者是阶级斗争进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他们唱各种工人阶级颂歌，从《国际歌》开始，到《我们都是拓荒者》和《蓝汗衫是最精美的珠宝》。

“伯尔·卡茨尼尔孙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也教授《圣经》，但把它当成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他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离这个红色教育之家大约有四百米远，就在与之平行的一条大街上，坐落着“塔赫凯莫尼民族传统学校”，这所学校由东方宗教复国主义运动建立，那里的学生是清一色的男孩，上课时要把头盖住。多数学生出身贫寒，只有几个人来自西班牙裔犹太人注贵族家庭，这些家庭被更加自信的刚刚到此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挤到一边。这里只称呼学生们的姓氏，而称老师为奈曼先生，奥卡雷先生等等，称校长为“校长先生”。每天早晨的第一堂课是晨祷课，继之学习拉希评注的《摩西五经》，头戴无檐便帽的学生们读《阿伯特》以及其他拉比智慧著作、《塔木德》、祈祷书与赞美诗的历史、各种各样的评注和善行书、犹太法典节选、《布就筵席》，了解犹太人主要节日和假日、世界上的犹太人社团、古往今来伟大的犹太师哲的生平、一些传说和伦理规范、一些法律问题的讨论、犹大·哈列维注或比阿里克的诗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教授一些希伯来语法、数学、英语、音乐、历史以及基础地理。即使在夏天，老师们也身穿西装上衣，校长伊兰先生总是身着三件套西装。

我妈妈想让我到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上一年级，这或许是由于她不赞同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实行严格的宗教隔离，或许是由于塔赫凯莫尼由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建造的石头建筑组成，样子古老，阴郁沉重，而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的教室，窗户大而明亮，通风也好，有令人兴高采烈的蔬菜苗圃，以及年轻人那富有感染力的快乐。也许这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联想起罗夫诺的塔勒布特高级中学。

至于父亲，他在选择时忧心忡忡。他本来愿意让我和住在热哈维亚的教授的孩子们一起上学，或者至少和住在贝特哈凯里姆的医生、教师和文职官员们的孩子一起上学，可是我们生活在枪击与暴乱时代，从我们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家到热哈维亚与贝特哈凯里姆要换乘一次公共汽车。在父亲那带有世俗色彩的世界观以及一向持有怀疑并受到启蒙的思想的审视下，塔赫凯莫尼非常陌生。而教育之家却被他视为进行左翼教导的地方。他无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