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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娅和茨维的小房子里，伊戈尔和照看他的邻居正等候我们到来。他大概有半岁大，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我洗洗手，把伊戈尔抱在怀里，非常温柔，这一次我不想再哭了，我没有体验到船上那种疯狂的快乐，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安慰，发自内心深处，仿佛从水井底端，感觉到我们都到了这里，这里不是都宾斯卡大街。我也突然感受到，那个厚脸皮汗津津的水手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要的那一吻，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怎么会想到这些？迄今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晚上，茨维和范妮娅带我在特拉维夫转了转，也就是说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大街漫步，因为那时的本—耶胡达大街尚未被视为真正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洁净美好。夜晚，街上的长椅、街灯以及所有的希伯来语标识，整个特拉维夫仿佛只是塔勒布特学校体育场上非常漂亮的展览。

那是1938年12月末，从那时起我没有出过一次国，除非在想象中。我今后也不会出去。这并非因为以色列如此美好，而是因为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唯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那时，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要么就是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盖乌拉或阿哈瓦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穷学生们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范妮娅·穆斯曼和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就在那里相识。那是在1935年或者1936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住在泽弗奈亚大街42号的一个房间里，和她同住的还有来自罗夫诺的两个朋友，伊斯塔卡·韦纳和范妮娅·魏茨曼，也是学生。我知道她有许多追求者。即便如此，我从伊斯塔卡·韦纳那里听说，她也失恋过一两次。

至于我父亲，我听说他非常喜欢结交女友。他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机智幽默，招致大家的关注甚至嘲弄。有学生称之为“活字典”。要是有人需要知道，甚或不需要知道，他总是喜欢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知道芬兰总统的名字，知道梵语“塔”怎么说，或者是《密西拿》中是否提过石油一词。

他要是看上了某位女生，就会过于殷勤地帮她工作，他会约她出去，夜晚到梅施阿里姆大街，或是桑海迪里亚小巷散步，他喜欢参加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会感情充沛地朗诵密茨凯维奇或是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但是，显然他和多数女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严肃讨论或者是晚间散步，仿佛姑娘们只喜欢他的大脑。也许他的运气与那年月的多数男孩没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父母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1938年初，他们在雅法路拉宾内特楼顶上结婚。他身穿黑色白条制服，系着领带，上面的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她身穿白色长裙，更突出了苍白的皮肤和一头漂亮的乌发。范妮娅从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与人合住的房间，把几件物品搬到阿摩司大街扎黑一家小套房里阿里耶的房间。

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已经怀孕，他们搬到了对面的一幢楼里，搬到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半地下室。他们唯一的孩子就在那里出世。有时，父亲用比较苍白的方式开玩笑，说那年月，世界确实不是个适合生孩子的地方。（他喜欢“确实”，也喜欢“然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无误”、“迅即”、“另一方面”、“奇耻大辱”。）在说世界不是个生孩子的地方时，他也许暗示着对我的某种责备，因为生得这么鲁莽，不负责任，与他的计划和期待相反，他确实尚未实现他所期待的人生目标，暗示出由于我的出生，他错过了一班船。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暗示，只是耍聪明，用他通常的方式。我父亲经常开些这样那样的玩笑，打破沉默。他始终把沉默看成有意和自己做对。也许那是他的过错。

注　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前215—前164），希腊化时期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朝国王（前175—前164），敌视犹太人，把犹太教定为非法，导致了犹大·马加比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