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中沉浮（一九九八年） 二二

爱丽丝的父亲把女儿要当摄影师的事当成是一个小女孩在无聊时的一时兴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女儿二十三岁生日那天送给她一架佳能单反照相机，以及摄影包和三脚架。爱丽丝用一个美丽的微笑谢过父亲，但这个微笑却是那样让人捉摸不透，就像一阵刺骨的寒风。父亲还花钱为爱丽丝报了一个由市政府举办的摄影班，为期六个月，爱丽丝没有缺过一次课。尽管父女二人没有明讲，但彼此的协议却很清楚：读大学应摆在第一位。

后来，在一个分明得像那道光影分界线的时刻，费尔南达夫人的病情加重了，这一家三口被由此产生的新任务拖入一个越来越紧的螺旋中，彼此间的冷漠和麻木成为了他们必然的终点。从此，爱丽丝再也没踏入过大学半步，而父亲也装作全然不知。长久以来的愧疚不允许他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也几乎不允许他对女儿说起。有时他觉得，或许只要迈出一小步，只要在某个夜晚走进女儿的房间对她说……可是对她说什么呢？妻子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像衣服上正在干掉的水渍。他通过妻子与女儿连接的那条纽带正在松弛，已经拖到了地上，所以只好任由女儿自己做主了。

对于摄影，爱丽丝更喜欢那个架势，而不是拍摄的结果。她喜欢打开相机的后盖，放入新的胶卷，然后再拉出几厘米的胶片，以使卷轴自动将它缠上。她想着，这些空白的底片很快就会变成某种东西，但具体变成什么她还不能知道，她会先空按几下快门，然后取景、对焦、躯干前俯后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对现实中各部分进行取舍、放大或变形。

每当她听到快门的“咔嚓”声和随后轻轻的过卷声时，都会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山上自家别墅的花园里逮蚂蚱的情景，她总会将双手合拢，把蚂蚱扣在里面。现在她觉得摄影也是一样，只是现在捕捉的是时间，然后将其固定在胶片上，但同样需要在时间跳入下一瞬间的中途捕捉到它。

摄影课上，老师教她把相机的皮带在手腕上绕两圈，这样一来，假如有人想抢你的相机，就不得不连同你整条胳膊一起抢走。爱丽丝走在圣母慈悲医院的走廊上，母亲就在这里住院。在这里，她根本不会有被抢的危险，但还是习惯用那种方法拿着她的佳能相机。

她紧贴着那面双色墙向前走，右肩时不时擦到墙面，她这样做是为了不撞到别人。午餐探视时间刚刚开始，人们便像一道洪流涌进了医院。

那些用铝材和三合板做成的病房门敞开着，每一个病区都有自己特别的味道，肿瘤病区就是消毒液和沾满酒精的纱布味儿。

爱丽丝母亲的病房在倒数第二间，她走了进去。母亲正在沉睡，连着她身体的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室内光线微弱，令人昏昏欲睡。窗台上的花瓶里有一束红花，那是索莱达前一天带来的。

爱丽丝把双手和相机放在病床边上，那里的床单因母亲睡在中间的身形而稍稍隆起了一些，爱丽丝将其抚平。

她每天都来，但无事可做，护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帖，而她的任务只是和母亲说话，她想。很多人都这么做，看他们那样子，就像病人真能听到他们的想法，真知道谁站在他们身边对着他们的脑袋讲话一样，就像疾病能够在人们之间开启一条非同寻常的感知渠道一样。

爱丽丝不相信这一点，在那间病房里，她感觉孤单，但仅此而已。通常，她会坐在那里，半小时到了就起身离开。如果遇到医生，就问一下病情，反正情况也总是那样。医生们的言辞以及眉梢的起落无外乎是想说：我们在等待事态的恶化。

这天一早，爱丽丝带来了一把发刷，她把发刷从包里取出，开始轻柔地为母亲梳理头发，至少是梳理那些未被压在枕头上的头发，她一点也没刮到母亲的脸上。母亲一动不动，听话得像个洋娃娃。

爱丽丝把母亲伸到被子外面的双臂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平行地放在体侧，吊瓶里一滴生理盐水沿着橡胶管滑落下来，消失在费尔南达的静脉里。

爱丽丝来到床尾，把佳能相机架在铝质床栏杆上，闭上左眼，让右眼抵住取景框。此前，她从来没有给母亲拍过照。她按下快门，然后又向前倾了倾身体，但镜头没动。

一阵唰唰声吓了她一跳，霎时间，病房里一片明亮。

“这样好些吧？”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爱丽丝转过身，看见窗边站着一位医生，正忙乱地拉着百叶窗的操纵绳，他很年轻。

“是的，谢谢。”爱丽丝说，有些惶恐。

医生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像是在等她继续拍照。于是，她俯身又拍了一张，有些敷衍，几乎是为了让这位医生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