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萧乾旅英七载（1939—1946），所结交的英国文友中，至今仍对英国文坛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福斯特。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他痛心的是福斯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悉数被焚毁一事。进入了晚年凭记忆，他总说是“八十多封”。而1950年9月10日，当这批信还在他手里时，他在交给外文局人事部门（现存于他最后所属的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自传”中写道：“和他（福斯特）通信讨论他的作品四年之久，积信百多封。”我想应以早年写的为准。所幸其中四十七封留下了打字稿的复印件，由《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全部译出，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1988年第3期）上。萧乾本人不但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的文章。收入文集时，做了删节，题目也简化成《记爱·摩·福斯特》。

福斯特在附于《莫瑞斯》正文后面的“结尾的札记”中写道：“初稿搁笔于1914年。我拿给男男女女几位朋友看过，他（她）们都喜欢此作。然而，让谁看，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的。”萧乾是有幸读到此稿的惟一的中国人。现将福斯特致萧乾的信函中有关《莫瑞斯》的段落摘录如下：

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第28封，1943年1月1日。根据李辉译文，下同）

你也得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打字稿。（第31封，1943年3月10日）

见面时，我有兴趣听听你对《莫瑞斯》的见解，在记忆中它对我显得是典型英国式的，那倒也无伤大雅，只不过此刻我对地道的英国式事物，感到厌倦。（第33封，1943年4月17日）

我亲爱的乾：

今天早上收到你的第二封长信，很高兴《莫瑞斯》能使你感动。至于你在论文中涉及它，我得另作考虑。我愿意你论及它，不过西方人——东方人也许同样——特别荒谬，论及此书会有许多困难，这样一来，被纠缠于困难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我自己了。我再考虑一下，你不必为此而着急，如果不是某些情况，事情本来会好办一些。

同时，请注意另外几点：一，正如你所理解的，这本书和《最漫长的旅程》有着情感上的血缘联系。当然，《最漫长的旅程》是一部更富有诗意的作品，且不太成功。二，《莫瑞斯》把《霍华德庄园》中曾经主张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这一主题，在一特定方面加以表现。三，在把心中这一特殊而又普通的主题表现出来之后，我感到自己自由轻松了，能自如地创作出天地更广阔、个人色彩更少的《印度之行》。

我试图分析一下此书。我相当满意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大部分内容，但对斯卡德却不敢这么说。如果我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把他塑造得更好。他的崇高发展得太快了。不过那犯禁的两章写得还可以，色情描写也还适当——这在书中是既不宜多也不可少。描写敲诈的章节，我曾反复重写过，也使我比较满意。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看一封利顿·斯特雷奇评论此书时写给我的信，其中充满着真知灼见。

很高兴能听到你关于此书的见解，也愿意听听中国文学中是否有类似的内容。据我所知，在英国尚无同样内容的作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严肃的、描写异域的作品准是独一无二的。如你所说，莫瑞斯的一个性格特征是他的成熟，另外一点则是他对幸福的热爱和对自我怜悯的厌恶。如果我以凄哀的情调或悲剧来结束这部小说，那我就根本不会认为此书值得一写。在英国（和法国一样），我们认真研究过许多题目，包括不成熟、令人讨厌的自我怜悯，令人讨厌的目标声明，以及色情——大部分色情文学写得不真切……对这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题材进行坚实的边缘研究，也许是崭新的……（第35封，1943年5月1日）

福斯特曾在“结尾的札记”中写道：“我试图把莫瑞斯塑造成跟我本人（或我心目中的自己）迥然不同的一个人物。”福斯特生前，只有少数朋友知道他是个同性爱者。菲利普·尼古拉斯·费尔班克所著《爱·摩·福斯特传记》（1977年、1978年分两卷由马丁·塞克与沃伯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7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本）问世后，此事才广为人知。然而，萧乾在1943年初读此稿时，就已经知道了福斯特的这段隐私。1984年，英中文化协会邀请萧乾访英，参加英国中国学家年会。我们顺便在萧乾昔日的导师乔治·瑞兰兹的招待下，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小住。这期间，9月12日中午，福斯特研究家玛丽·拉葛请我们在剑桥河畔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她递给萧乾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1941年至1943年间福斯特写给他的四十七封信的打字稿复印件。当年，萧乾把这些信件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订成册，送给了福斯特，戏称作“友谊公报”。前面还加了一页用中英文写的题词。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