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贝塔，失望的爱国者

切斯瓦夫·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波兰诗人、作家、评论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1年发表文学评论集《关于四位波兰作家》，以希腊字母表前面的四个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代表这四位作家。“贝塔”即代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本文译自该文集。

一九四二年，我遇见贝塔的时候，他二十岁。他是一个活跃的少年，有一双黑色聪慧的眼睛。他两只手的手心容易出汗，在行动时流露出过度的羞涩，一般地说，正好显示出他巨大的抱负。在他的文章之中，可以感觉出豪气和谦卑的某种混合。在谈话中，他显得在内心对自己的优越感是深信不疑的；他发出猛烈的进攻，但是旋即退却，羞怯地藏起利爪。他巧妙的回答充满了浓缩的讽喻。但是，也许这些特征在他和我或其他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才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个初露文坛的诗人，他觉得他对这些作家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但是，实际上他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他这样尊敬。他的想法剀切，在他身上的确潜藏着一位真正的伟大作家的前景。

一九四二年，在华沙，我们生活，但是没有希望，或者毋宁说，有某种希望。我们都知道那是某种幻觉。吞并了我们国家的第三帝国强大无比，只有不思悔改的乐观主义者才相信德国可能彻底溃败。纳粹给我们民族制订的计划是十分明确的：灭绝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殖民化，把一部分居民驱逐到东方去。

贝塔是在战争期间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的人士之一。他靠打零工维生。很难准确定义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律保护的城市里，人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一般地说，他们在某个办公室或工厂若有似无地上班，那里发给他们工作卡，外加经营黑市或偷窃的机会。偷窃不被认为不道德，因为受损的是德国人。同时，他还在地下大学学习，分享参加抵抗运动青年们令人振奋的生活。他参加聚会，和其他青年人一起饮伏特加，热烈争论文学和政治，阅读非法出版物。

但是，对于同伴们，他报以轻蔑的微笑；看待事物，他比他们更清晰。他认为他们以战斗的形式反抗德国人的爱国激情是一种纯粹非理性的反应。战斗，很好，但是以什么名义？这些年轻人当中，没有人再相信民主。在战前，东欧大部分国家都是半独裁国家，议会制度似乎是属于某一个已经死亡的时代。没有人关心执政者如何取得权力；凡是想要夺取权力的人，都只能依靠暴力，或发起一个“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入联合政府。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华沙青年还依然多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是毫不认同的。运动的推理是混乱的。波兰民族受到德国人的压迫，所以，必须斗争。贝塔说，他们不过是把德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而已，但是他的同伴耸了耸肩膀。他问道，他们需要保卫什么价值观？或者，欧洲将来应该倚靠什么原则重建？他们哑口无言。

这儿的确是一口黑暗的深井：没有获得解放的希望，明天没有前景。他们是为战斗而战斗，为了返回战前的状态，那时的状态虽然很坏，但是对于能够活着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获胜的人来说，却是某种奖掖。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从而令他把世界看成是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别无其他的地方。这是一个没落和消亡的地方，而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反复念叨着十九世纪的要尊重生命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都是化石般的遗骸，因为在他们周围，千百万人正在遭受大规模屠杀。

贝塔没有宗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但是他有勇气在自己的诗歌里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油印机上印行他的第一本诗集的。我刚收到他的书，刚一轻轻掀开发黏的书页，就意识到，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然而，阅读他的六音步诗歌不是愉快的感受。被占领的华沙街道是阴郁的；阴冷而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地下会议，就像地下墓穴里举行的肃穆仪式，同时还得有人望风，捕捉盖世太保皮靴上楼梯的声音。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火山口的底层，上方高高的天空是我们和地球上其他人共享的唯一的事物。这一切都出现在他的诗中：灰暗，雾霭，阴冷，死亡。但是，这依然不是哀悼的诗，而是冰冷的斯多葛主义。整整那一代诗人都缺乏信仰。他们的基本动机是呼吁拿起武器和展现死亡的景象。与其他时代的青年诗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把死亡看作是一个浪漫的题材，而是看作真实的存在。华沙所有的这些诗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乎全部死去，或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或是在战斗中牺牲。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对牺牲的意义表示质疑，和他一样。“在我们身后，将只会留下废铁和一代又一代人空洞的嘲笑声。”他在一首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