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9页）

过了好一会，我认出他来。是桑朵，昵称桑尼。最近一次见他，还是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和我一样，也获得奖学金，在离我的学院一小时车程位于加州奥兰治县一所大学念书。奥兰治县是约翰·韦恩(1)家乡，也是战争犯理查德·尼克松出生地，那个地方的居民爱国爱到疯狂的地步。我想过，“橙剂”(2)十有八九就产在那里，或者至少这名意在纪念该县。桑尼学新闻专业，他给人印象与众不同，亟欲颠覆，不然的话，在南越可用上其专长。还有，他像肩扛一根棒球棒扛一根考查他人是否表里如一的道德棒，准备随时像打击棒球打击他人不合道德的言行。上大学期间，他很自信，或很傲慢。反正，对他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他的性格跟他的贵族血统有关。他的祖父是中国人，这点他从未停止过提醒别人。他的祖父骂起法国人来滔滔不绝、尖酸刻薄。结果，法国人将他押上船，关进船舱，送他去了塔希提岛(3)，从此不得重返故乡。据说，他在塔希提岛结交了患梅毒的高更(4)，后来，罹患登革热，一命呜呼了。或说，他死于一种无法治愈的思乡绝症。桑尼祖父令人尊敬，其言行受坚定的信念的支配。这类人大多数难容于人。因此，我敢肯定他亦遭排斥。桑尼继承了祖父信念强大这点，事事正确，或者自认为事事正确，与右倾保守派唯一也是关键的区别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左派分子。(5)他领导越南留学生中人数不多的反战派。反战派每月聚会一次，地点要么在学生会一间消毒室里，要么在他们中某个人公寓里。聚会时，吃的越来越冷，情绪则越来越热。我参加过他们聚会，也参加过同样人数不多的主战派聚会。反战派与主战派，仅政治主张不同，其他方面，比如，吃喝、歌曲、玩笑、论题均可互通互换。撇开政治派别不谈，所有这些学生的生活都是一只孤独满溢的杯子，他们大口喝着孤独的苦汁；聚在一起，想从对方处得到慰藉。正如此刻聚集在将军店里的前南越军官，希望从同病相怜的同胞身上获得热量，因为流亡生活实在寒冷，寒冷到连加州阳光也温暖不了他们冰冷的双脚(6)。

“我听说你在这里。”桑尼说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脸上泛开一片真诚的笑，眼睛依然闪烁着我再熟悉不过的那份自信。他两片灰白嘴唇的苦行僧似的脸，因为自信平添几分魅力。“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老朋友。”老朋友？我想不出与他会到老朋友分上。“桑，”夫人插话道，“刚才采访我们。采访要登在他的报纸上。”“我是编辑。”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篇采访将登在我们第一期的报纸上。”将军兴致很高，脸色通红，从架上取下一瓶霞多丽葡萄酒。“我的年轻朋友，你在这个新世界努力复兴第四产业中这门精妙艺术，我很欣赏。这瓶酒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情景教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些记者，我们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之礼，将他们关进牢房，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多报道了，其实也就一点，真相。桑尼此刻或许与我想的一样，再三婉拒，实在拗不过执意的将军，这才收下。我用桑尼笨重的尼康相机拍下这个可资纪念的场景：将军和夫人站在桑尼两侧，桑尼捧着瓶身，将军握着瓶颈。告别时，将军叮嘱：“把这张照片发在报纸头版。”

我和桑尼继续单独呆了一会儿，简略交流了这几年各自的生活。当年，他知道若回南越，很可能收到一张免费机票，他会被送往昆岛(7)，会看到那里的宁静海滩，会住进浪漫法国人花巨大精力建造的闲人勿入、非请莫来的监狱。因此，他决定毕业后留在美国。在我们去年来美国前，他一直在奥兰治县一家报社当记者。他家安在一个小镇。我没去过。小镇名叫威斯敏斯特(8)，或者，按我同胞的发音，叫威特—米恩—特。南越难民的惨况令他不安，他为此创办了美国第一份越南语报纸，报道与越南难民有关的消息，希望借此将我们拢到一起。“今天实在不凑巧，以后找时间好好聊聊，我的朋友。”他扳着我的肩，抱歉道，“我还有约。哪天一起喝咖啡吧？希望再见到你，这会让我很开心。”他的话也让我开心，我没多想就同意了，并给了他电话号码。桑尼穿过越来越少的客人，走了。我四处找酒仙少校，他已无影无踪。除了他，流亡美国的同胞大多数自惭形秽，感到低人一等。这种心理缘于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这种经历一是绝对经历，即如前所说，流亡让他们变得破落潦倒；二是相对经历，周围的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牛高马大，不平视也不俯视他们这些新居民，而干脆将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投向别处。不过，对桑尼而言，情形相反。他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人。个中原因跟他的过去，他上大学时的原因不同。我记忆中，那时的他不像现在这么温和或宽容，喜欢咚咚擂着桌子，口若悬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越南留学生应该都是这种做派。巴黎的越南留学生是越南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领导了越南革命。和桑尼一样，我的言行也不同于以往。至于原因，随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一样，可是此也可是彼。记录我过去的文字已被彻底清除。我大学时写的日记，因为害怕它会暴露哪怕一丝我的真实思想，而让我被判有罪，回越南前，我把它们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