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朋友（第2/6页）

我这个人一生中，至少，在少年时代——那时是无意识的，在长大成人时——那时则是经历了一番思索了，一向不曾过高地看中新的一代从旧的书本里汲取的知识，一向不曾过高地推崇尚未受到那种对现实的研究所检验的东西。我时刻准备与那个火热的乔万尼·皮克·米兰多拉，与那部辉煌的《论人的尊严》一书的作者一道，去诅咒那些“人们在其中只是以寻觅出一些新的词语为业的学校”。在科隆，大学课堂上的高头讲章着实让我感到兴趣索然。这反倒促使我以更大的兴致钟情于大学生们在课外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经历了父母身边那种严厉的管教之后，大学生生活中豪放的狂饮，与性情随和的女友们放浪的厮混，通宵达旦的赌博，尤其是赌桌上那种大赢大输，机遇是那么偶然那么神秘地降临而又离去——这一切非常合我的口味，真让我心醉神迷。对于这样的在纵情取乐之中去打发时光的生活方式，我很快就适应了，就像在总体上适应那喧哗的城市生活一样，那生活充满着永不休止的奔波与急匆匆的气氛，这无休止的奔波与急匆匆的气氛构成了我们那个岁月显著的特征。在那些岁月里，这奔波与匆忙，总是促使老人们回忆起善良的弗利德里希大帝(10)时代静谧的时光，总是招来一些老人们那种困惑与愤懑的眼神。那时，我整天整夜地与同学们沉湎于一些恶作剧之中，那些恶作剧并不总是纯洁无瑕的。我们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喝得兴致勃勃，开心极了，出来时口中哼着校园歌曲，一路上向一些手工匠人发出挑衅，要找人家打架，喝到后来甚至也不嫌弃那纯伏特加。在十五年之前，人们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喝纯伏特加。当年，我们就是那样纵情取乐，即便是夜晚那湿漉漉的黑暗，街道上当路障用的大铁链那叮当当的响声，也不总能迫使我们回去就寝。

差不多有三个冬天我总沉浸于这种生活之中，直到这些让我开心的时刻终于以一件不幸的事故的发生而告终。我从未经受过诱惑的心突然间迸发出对我的女邻居的情欲。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她敢爱敢恨，姿色过人——她的双颊，白净如雪，洒满玫瑰花瓣，她的双唇，好像西西里岛的珊瑚石那样鲜艳，如玉的牙齿，犹如锡兰的珍珠那般晶莹——如果用一位写诗的人的语言来说，就应这样描写。这样的一位女子，她面对一个身材标致、口齿伶俐、说笑俏皮的小伙子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动心的，可她期待着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小小的礼品，而贪爱这些小礼品，正是所有的女人堕落的诱因，犹如大诗人奥维德(11)早就指出的那样。父亲给我寄来的那些汇款，是不够我去满足她那些独出心裁、刁钻古怪的欲求的，于是，我就与我的那些坏得无可救药的同龄人中的一位同流合污了，一同卷入一桩说出来非常不好听的案子里，可是那案子后来还是被曝光了，案发后我面临着被送进市监狱蹲大牢的危险，只是多亏奥特弗利德·格拉尔得一个劲儿地上下说情——此公在科隆城德高望重，对各界颇有影响力，只是多亏智力非常卓越的大教堂神甫赫尔曼·冯·诺因阿尔伯爵(12)亲自出面干预，我才得以免受指控，而改为遣送回乡，在家中接受惩罚。

看上去，我的学生生涯该至此而结束了，然而事实上，我的学业却正是由此而开始，我有资格称自己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恰恰要归功于由此开始的学业。这时，我十七岁。在大学里我甚至连一个学士学位都不曾拿到，回乡后我就蛰居在家中，沦落为一个可怜巴巴的、无所事事的寄生虫，沦落为玷污了自己名誉的人，对这种人大家都是疏远的。父亲试图给我找出点事情做做，想来想去还是迫使我帮他编写药方，可我却固执地躲避我所不喜爱的职业，如今宁愿让他们斥责我是一个饭桶。不过，在我们这个僻静的洛兹海姆，我却觅得一个忠实的朋友，他温存地喜爱上我，引导我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他就是我们的药剂师的儿子——弗里德利希，是一个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的小伙子，他体弱多病，性情怪异。他的父亲有一个爱好——收集并装订书籍，尤其是新书、从印刷厂印出来的书。这老人把他的收入中生活开支所剩下的部分全部花费在这一爱好上。弗里德利希呢，自幼就潜心于阅读，读书成了让他兴高采烈、使他飘然陶醉的大好事，他从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出声地诵读他喜爱的几页书而更高级的快乐。就因为嗜书如命，我们这个小城里的人不是把弗里德利希看成是一个半疯半癫的小伙子，就是把他视为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在这里是如此的孤独，就像我一样。因而，一点也不奇怪：我与这个弗里德利希结成朋友，犹如一只笼子里的两只小鸟儿。每当我不再手持弩弓沿着郊外的山脉上的峭壁悬崖茫然游荡时，我就走到我这位朋友的那间斗室里。那斗室位于房子的顶层，它上面就是一块块瓦片。每当我一走进这间斗室，我就与我的朋友沉入书海里，在那些古人所留下来的厚厚的书卷中，在那些当代作家所撰写出的薄薄的小册子中，徜徉流连，度过一小时又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