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六月，安娜毕业了。她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而是和努里一起出去吃了顿饭来庆祝；当然啦，这顿饭也是庆祝努里毕业。递交硕士学位论文后，努里就能拿到学位了。他对安娜说他想回国写论文，然后再寄到美国。安娜就没再问此事，因为要忙着购物和收拾行李，这些都会托运到伊朗。她买了一套木托装的刀具、好几罐花生酱，还有好几盒卫生棉条；据说这些东西在德黑兰很难买到。

八月初，他们乘飞机抵达巴尔的摩，然后租了一辆车，径直向西开往弗雷德里克；下高速后，便置身于马里兰州郊外的田野中。看到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垠的庄稼，从未涉足此处的努里十分惊讶。安娜说，还在18世纪的独立战争以前，人们就在不断地开垦这片土地。

“远处那些是什么山？”努里问道。

“那是蓝色山脊，是阿巴拉契亚山脉1的一部分。”安娜想起了她和父亲一起爬卡托克廷山2时见到的美景。

“它们……真蓝啊。”努力感叹道。“伊朗的山都是棕黄的，山上都是岩石。”

“这跟山上的树和它们释放出的碳氢化合物有关。我爸爸能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原理。”

不久来到了一栋老旧的农舍前。农舍用白色的墙板搭建，周围是广袤的农田。房子看上去舒适而不奢华。他俩下了车。八月灿烂的阳光，太阳炙烤过的泥土芬芳，耳边不时传来的阵阵虫鸣，无一不勾起安娜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回忆像一只温柔而充满渴望的手拂过心间——安娜靠着车门，沉醉于其中。

父亲不在家，不过安娜有钥匙。他俩来到楼上安娜儿时的房间。安娜十四岁那年就去了寄宿学校，只有假期才回来。可她的房间还保留着原样：一张四柱大床，雪白的床单，古老的衣柜，镶有蕾丝的窗帘。她领着努里穿过一条布置得很实用的走廊，来到客房。

“你得睡这儿了，”安娜抱歉地说，“爸爸是个很传统的人。”

“没事儿，”努里咧嘴一笑，“只要你不锁自己的门就行。”

安娜在努里嘴唇上轻轻一吻。放好行李后，他们出去走了走。儿时的记忆此刻已没有先前那么强烈，安娜带着努里参观了她小时捉迷藏的地方，她从树上掉下来摔断胳膊的地方，还有猫咪生小猫的地方。随着太阳渐渐西下，安娜愈发焦躁起来，她不时地抡着胳膊，舔舔嘴唇——就连努里也注意到了。

“安娜，别紧张。他虽然是你父亲，但并不能控制你的生活，永远也不能。”

安娜感激地朝努里一笑。努里说的没错。现在努里成了她的主心骨，栖息的港湾，快乐的源泉。她不用再事事征得父亲的同意，不用再疑心父亲是否爱自己，也不用再为父亲那见不得人的过去而担忧。她将在伊朗过得充实而知足——这就是她所渴望的那种正常的家庭生活，正如儿时看的幼稚的电视剧《老爸我最大》3和《反斗小宝贝》4里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安娜沏茶时，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从远处驶来；自从记事起，父亲就一直雇有一个司机。她和努里走了出去，看着父亲从车里下来。她很想知道努里如何看待自己的父亲。在安娜眼里，父亲埃里克·施罗德虽已年过花甲，但依旧仪表堂堂：花白的长发梳得整整齐齐，炯炯有神的蓝色双眸似乎能将安娜看穿；下巴宽阔、棱角分明，眉毛蓬松而杂乱，幸好安娜只继承了前者；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如果不是搞科研，他说不定能成为一名拳击手。尽管现在人们的穿戴不再像以前那么讲究，可他依旧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配着雪白的衬衫和丝绸领带。

埃里克拥抱了安娜，在她额上轻轻一吻，然后紧紧握住努里的手，微笑着介绍自己。进屋后，他脱掉外套，松了松领带。他们坐在客厅里，安娜给他们上茶；父亲加了两勺糖，努里则加了三勺。父亲盘问着努里的家庭背景、学业情况和兴趣爱好。努里每回答一次，他都点点头。努里显得顺从，安娜不禁很好奇他在想什么，是不是有疑虑？是不是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小伙子，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父亲问道。“回国后准备做什么？”

努里告诉了他想参与地铁建设的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沙阿发起的现代化建设担起重任。”

“明白了。”安娜的父亲抿了口茶，把茶杯和茶托放回茶盘里，问道：“你怎么看待沙阿？”他的目光犀利起来。安娜顿觉腹中一阵绞痛。

努里的反应有些微妙，安娜不知道父亲是否察觉到了。“他在实现伊朗现代化方面做了不少贡献。但与此同时，在人权方面却……”“人权”这个词是努里在了解美国政治以后开始使用的，“做得很失败。萨瓦克的行为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