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

吊死一个人有四种方法。短程坠落，受刑人只需往下掉落几英寸，靠体重和肢体挣扎绷紧套索，引发窒息死亡；悬浮吊刑，把受刑人向上拉，将其绞死；标准坠落绞刑，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在全美普遍实施，是让受刑人往下掉落四至六英尺，有折断受刑人脖子的可能；长程坠落吊刑，一种较为个人化的处决，受刑人掉落的距离视体重和体型而定。身体会因重力而加速坠落，头部被套索束缚，脖子折断，脊椎破裂，立即失去意识，迅速死亡。

绞刑是全世界除了枪决之外最普遍的处决方式，于二千五百年前从波斯传入，作为处置男性罪犯的方式。女性则在木桩上被绞死，因为这种方式稍微人道些。相较于斩首的出血量和恐怖程度，绞刑比较温和，却保有了同等的气势和警告大众的特性。

可是绞刑不一定安全。一八八五年，一位名为罗伯·古迪尔的英国杀人犯被绞刑处决，坠落的力量让他当场身首异处。最近，萨达姆·侯赛因同母异父的弟弟在伊拉克遭受了相同的悲惨下场。这是一则法律难题：假如死刑以绞刑执行，那受刑人将不得身首异处，否则判决等同于未执行。

我必须好好研究一番。所以，当迈可神父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在阅读《官方绞刑一览表》，预测薛·布尔能的体重。“喔，正好。”我一边说，一边朝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打个手势，“假如套索位置套得好的话——这跟上面的黄铜金属圈有点关系——坠落将立即造成脊椎骨断裂。这里说，六分钟后脑死亡，全身死亡将于十至十五分钟后来临。我们有四分钟的时间，抢在心脏停止跳动前用呼吸器救回心脏。喔，我差点忘了，检查总长办公室已经回复了我。他们拒绝我们提出的，用绞刑取代毒药注射处决薛的请求。他们甚至寄了一份最初的判决书给我，好像不知道我读过几千遍似的，并告诉我，如果我想挑战原先的判决，就必须列出一切适当的提议。关于这点，”我说，“五小时前，我已经弄过一遍了。”

迈可神父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听着，”我温和地说，“假如你把绞刑想成科学研究会简单一点，别跟薛联系起来。”

“对不起，”教士一边摇头，一边说，“今天实在糟透了。”

“你是指你和电视上那位布道家一决雌雄的事？”

“你看到了？”

“神父，你现在是全城的话题。”

他闭上眼：“太棒了。”

“如果这能安慰你，我敢说薛一定也看到了。”

迈可神父抬头看我：“我要感谢薛，都是因为他，我的教士指导认为我成了异教徒。”

我心想，假若我爸的会众之一去找他舒缓灵魂重担，那他会说些什么。

“你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吗？”我问。

“哪一位异教徒认为自己是？”他说，“玛吉，老实说，我应该是帮你一同处理薛的案子的最后人选。”

“嘿，”我试着帮他打气，“我刚好要去我爸妈家晚餐。这是星期五晚上的惯例。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不能这么……”

“相信我，那里的食物，永远足以喂饱整个第三世界。”

“那么，呃，”教士说，“恭敬不如从命。”

我关掉桌灯。“开我的车去吧。”我说。

“我可不可以把摩托车停在这里？”

“你当然可以骑摩托车，但星期五不能吃肉。”

他依旧一脸仿佛脚下的世界被人移开了的模样：“我猜，教堂创始人觉得禁肉比禁哈雷摩托车容易。”

我领他穿过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办公室内的档案迷宫，朝外面走去。“猜我今天发现了什么？”我说，“州立监狱的老旧绞刑架，就放在礼拜堂牧师的办公室里。”

我瞄了迈可神父一眼，确信自己瞥见了一抹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