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8页）

那种我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包含若干有益身心的奇妙成分，而真实也必定寓于其中。艺术与我们所见到的生活有关，它必须首先充分奉献这种原材料。换言之，它在人生的花园里采撷它的原材料，而在其他地方生长的原材料则是陈腐的，不能食用的。可是此事刚刚解决，就又得考虑加工过程。只有那些人类最低等的仆人，那些因为毫无“个性”而被不名誉地赶走的人，才会以暧昧不清的道德上的借口，或者任何其他借口，胆怯地溜开，放弃这个加工过程。这加工过程也就是表达过程，也是极有价值的名副其实的压榨过程，它与单纯地碰到好运气几乎没有关系，完全是两码事。发现的喜悦在此阶段早已过去，正如太太们在商店里找到了与大块料子“相匹配”的零头料子一样，总的说来，我所认为这种对主题的全面追寻到此阶段已经完成。主题找到了，倘若此刻的问题将转移到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主题这方面，那么这个领域极其宽阔，在其中可以充分施展才能。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正是这种炮制的过程，造就了这种效果强烈的合剂。另一方面，其中有的方面又一点儿也不像带着号角和猎犬去狩猎。这是一种需要始终坐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计算，因此领取付给主会计师的最高薪酬也理所当然。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主会计师没有福气，而是说艺术家的幸福，或者说他的精神上的平衡状态，确实较少地存在于他能偷偷地进入的那些更使人感到高兴的纠葛之中，而是较多地存在于他能成功地置身局外之时。在撒下种子时，他冒着庄稼有可能长得过密的危险：为此他又必须像审查分类账的先生们那样，在核实数目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为了使素材变得更加有意义，我在这儿选择了叙述我“追寻”兰伯特·斯特瑞塞的过程，以及描写如何捕捉我的朋友的轶事投射出来的影子，或者报道那次成功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可是我最好还是往各个方向都看一看，因为我一再想到，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讲故事，那么他那个盛他那些想象出来的或可以想象得出的冒险故事的袋子就只倒空了一半。因此这取决于如何理解那些含糊不清的内容。有一种故事是关于故事主人公的故事，除此之外，由于情节的内在原因，还存在着一种关于故事本身的故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假如一个人是戏剧家，他就是一个戏剧家，后一种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有时使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二者之间较为客观的一种。

在这个美妙的突破的时刻，拥有如此令人高兴且对他说来意义重大的素材，他的哲学思想就会行动起来，为了那想象中的人物，他就会依照逻辑规律，或用朴实的喜剧的行话来说，“被带到”意识到的窘迫的处境当中。走到这一步是十分可能的，而且得经过精心思考才行。他来自何方？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这个使人进退两难的地方干什么（如同只有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说的那样，或者说我们注定不得不借助外来语表达的那样）？要使人信服地回答上述问题，如同坐在证人席上接受原告辩护律师询问时回答问题一样，换言之，要想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斯特瑞塞和他的“奇特的语调”，那么我就得充分掌握整个故事的结构。与此同时，某种或然性的原则决定了有关他所在位置的线索。他绝不可能毫无理由地一味使用他那奇特的语调。他必定处于某种意识到的窘境之中，或者处于被人误解的位置上，才使得他的语调带有反讽的意味。假如听说者以前从未注意过他的“语调”，那么在听他说话时就不会辨认出这是他处于窘迫地位时说话的声音。我们这位老兄当时在巴黎的花园中便已经毫无疑问地形成一个人物，这是值得赞美的，也赢得了不可轻视的一分。下面需要关注的，就是他的身份的确定。一个人只可能依照盖然性行事，但这也有其好处，因为最普遍的盖然性即是本质上的必然性。从一开始，确定了我们朋友的国籍，这就使得他那比较狭隘的地方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盖然性。在这方面，只要我们在透镜下观察一个钟头，便会发现他的秘密。我们那位情绪不高的可尊敬的人物可能来自新英格兰中心地区，只要紧紧跟踪这一事件，一连串的秘密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需要经过筛选和分类，但我不会逐一复述整个过程的细节。它们明白无误地全摆在那儿，问题只是如何顺利地选择。“处境”怎么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一出场，就变成了“窘境”呢？这些推理的步骤既迅速又分明。我对所有的事都做出解释，然而“所有的事”在此刻已变为充满希望的东西。这是由于他已经到达巴黎，又怀着这么一种心境，由于难以逆料的新事物的冲击和新观念的灌输，他的心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他来时带着他的观点，这观点有如盛装在一个清洁的小玻璃药瓶中的绿色透明液体，当这液体一旦倒入敞开的实用杯子之中，与另一种气体起作用，便已经开始由绿色变成红色，或者变成另外什么颜色，而且，谁知道呢，还可能正在变成紫色、黑色或黄色。面对如此剧烈的变化所导致的极端狂热的情景，尽管他可能会说一些相反的话，他还是一下子怔住了，吃惊地凝视这些变化，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戏剧场面显然就会出自这些狂热的活动和极端的发展。我马上就会看出，如果这些发展极其有力而又按照逻辑规律进行下去的话，我的“故事”就将会毫无瑕疵。当然，对于说故事的人而言，难以抗拒的决定因素和无可估量的优势在于他对故事本身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永远是明显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东西（除此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的东西）。至于说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它，尽管这东西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但与故事本身所固有的力量相比，还是要逊色得多，尽管如此，使人感到欢欣的是，它仿佛已呈现在光亮之中，仿佛已经完全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有时会说假话，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厚颜无耻。且让我们假定它老是脸皮厚，可这种特点却是与优美、效果和诱惑力等混杂在一起的。要知道，最重要的是，“故事”是被艺术宠坏了的孩子，当娇惯的孩子不“调皮捣蛋”时，我们总会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我们溺爱他到了关心他所有的性格特点的地步。事实上，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甚至当我们以为已经同他签订好了妥协的条约而感到窃喜的时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