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威胁（第2/18页）

诚然，院长必须保证剧院的上上下下，所有员工，从舞台管理人员、舞台监督、舞台看守直至演员都不准有犹太人。当然，一个剧作者经过审查，证明他的家族上至四五代都没有问题时，他的剧本才可考虑采用。一个剧本的思想内容如果触犯了当局的底线，令其不快，那么连考虑的余地也没有。鉴于这种状况，要排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你不可能总想着上演古典剧目来充数。在汉堡，上演了席勒的《唐·卡洛斯》，在戏中当马基尔·波萨要求西班牙菲利普国王给予“思想自由”时，观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好像是在示威和反抗。在慕尼黑，席勒的《强盗》，在政府下令禁演前，戏票已被销售一空。席勒的早期作品竟成了当前的革命戏剧，给观众以莫大的鼓舞。亨德里克本人极想扮演主人公马基尔·波萨和弗朗茨·摩尔，但要上演《唐·卡洛斯》和《强盗》却顾虑重重。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列入要求很高的德国舞台上演计划的是戈哈特·豪普特曼、韦德金德、斯特林德贝格、格奥尔格·凯泽、施特罗海姆等人的早期剧作，因为这些剧作基调雄壮有力，所以被扣上掺有“文化布尔什维克破坏精神”的帽子，遭到严厉批判和禁演。具有天赋的年轻一代戏剧家几乎都流亡异国，没有出走的在德国则遭到迫害。作为院长的亨德里克，在他的剧院能上演些什么？纳粹诗人是一批穿黑色或褐色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写的剧本，凡是稍懂得戏剧的人都会惊恐地转过脸去，真是不堪卒读。可是，亨德里克院长却约请这些威风凛凛的小青年们为剧院创作剧本。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天赋的火花，并向他们其中五人预支了几千马克的稿酬，指望他们能写出像样的剧本来，但结果使人大失所望。交来的剧本都是些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悲剧，语言慷慨激昂，活像中学生的作文。“鉴于目前德国的现状，要想搞出点儿像样的戏剧来也真不易。”亨德里克对他圈内的亲信们说。他双手撑着脑袋，那张蜡黄的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局面虽然艰难，但亨德里克院长会动脑筋。缺少现代喜剧，他就去挖掘旧的滑稽剧，而且演出非常成功。他上演一些曾使祖父辈人开心的法国的古代喜剧，上演历时数月，场场客满。他亲自出马扮演主角。他登台演出时身穿绣得巧夺天工的十八世纪的长袍，下巴上涂着一块小小的黑痣，使他化装得滑稽的脸更能逗人笑，剧场里的女观众乐得咯咯直笑，好像有人在胳肢她们。他的表情轻松愉快。他的对话生动活泼，能使老实巴交的祖父辈人的那种诙谐达到现代剧最卖座的效果。席勒的剧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自由的渴求，因此名声不佳，所以亨德里克院长主张多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权威性的报刊把莎士比亚奉为“日耳曼伟大人种的杰出天才”。

“半神”的宠儿、新德国的代表性女演员洛特·林登塔尔，居然登台出演《米娜·冯·巴黑尔姆》里面的一个角色，尽管该剧是一七六七年的作品，但剧作者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因当年同情犹太人和提出早已过时的理性而受到鄙视。不过由于林登塔尔是总理的情妇，这个剧的上演也没有遭到干预，所以人们只好将莱辛的过时的观点抛在脑后，去欣赏他的戏剧作品。《米娜·冯·巴黑尔姆》一剧演出时，卖座率相当得高。由于新院长会动脑筋，所以，在诗人穆克领导下国家剧院经营亏损的状况彻底改变了，收入开始大大增加。

穆克受“元首”的特别委托，到欧洲各国去旅行，做报告，进行宣传活动。当他听到他的后任旗开得胜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他把一股怒火压在心底，外表不露声色，反而从意大利的巴勒莫、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地给他的“朋友亨德里克”寄风景明信片致意。他在风景明信片背面不厌其烦地强调，他自由地遨游在各国，这有多美呀！他从斯德哥尔摩大酒店发出的明信片上写道：“我们诗人都是些流浪汉。”此次旅行他得到了一笔款项。各大报刊都按旨意大肆渲染他抒情的战斗杂文，甚至对他在豪华的饭店、剧院包厢和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细节描写也不乏赞美之词。这个悲剧《塔嫩贝格》的作者激发了自己对奢侈生活的兴趣。他把这次游览当作一种“精神福利的使命”。他一再表白，他不是因为受贿赂才为第三帝国做宣传的。他的主子即那个跛子也许正是如此，但诗人采用的是软绵绵的情歌小曲进行宣传的。例如在奥斯陆，有人从欧洲最北的地方给他打电话，一个关切的声音从北极地区传来：“德国好吗？”而这位作环球精神福利旅行的人却以十分虔诚的态度回答了几句话。他的言语像一束春天的花朵绽放在黑暗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