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中的少女

一

俄日战争还没结束，另一些事变突然压过了战争。革命浪潮席卷俄罗斯大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猛烈。

这时，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吉莎尔，带着两个孩子从乌拉尔来到了莫斯科。她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了的法国女人。儿子叫罗佳，女儿叫拉拉。她把儿子送进军官武备学校，把女儿安排到女子中学。拉拉正巧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莎尔太太的丈夫留给她一笔有价证券。以前证券行情不断地上涨，如今却一天天下跌。为了防止坐吃山空，也免得自己闲住无聊，吉莎尔太太在凯旋门附近，从女裁缝列维茨卡娅的后代手里，买下了一个不大的缝纫店。店铺仍沿用老牌子，原来那些主顾仍照应着，店里的设计师和学徒女工，也都一并留用。

吉莎尔太太是采纳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意见才买下这个缝纫店的。他是她丈夫的朋友，自己的靠山。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头脑冷静的实业家，对俄国工商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这次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来，也是事先和他商量好的。他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租好房间，驱车经过莫斯科市区把他们送到军械胡同“黑山旅店”带家具的房间。是他劝吉莎尔太太把罗佳送进武备学校，把拉拉送到他推荐的一所女子中学。他心不在焉地和罗佳随便开玩笑，对拉拉却盯着看，弄得她羞红了脸。

二

他们在“黑山旅店”住了一个月光景，然后又搬迁到缝纫店近旁的一套不大的三居室寓所。

这一带是莫斯科最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马车夫聚集的下流地方，整条街都是妓院、赌场、贼窝和堕落场所。

罗佳和拉拉对房间里的龌龊、臭虫和破旧家具并不太在意。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穷日子。孩子们听惯了母亲的诉苦和哭穷。他们自知自己并不是街头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内心深处对有钱人怀着一种怯懦心理，就像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是这种怯懦自卑心理的活生生的榜样。阿玛利娅·吉莎尔是个三十五岁左右、体态丰腴的金发妇人。她不是犯心脏病，就是弄出一些蠢事来。她胆小如鼠，特别害怕男人。因为胆小又没有主意，她常常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旅店”，他们住在二十三号房间。二十四号房间自从旅店开业以来，一直住着一个叫特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他是个老好人，秃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总是汗津津的样子。他想劝说别人时，总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在交际场合或是音乐会上演奏时，他总是向后仰头，双目充满灵感地朝上望着。他极少在家，整天呆在大剧院或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有时互相照应照应，也就熟悉、亲密起来。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孩子们在一旁，阿玛利娅·吉莎尔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出门，就把自己房门的钥匙留给她，让她在那儿接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以后，吉莎尔对邻人甘于自我牺牲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几次哭着去敲他的门，要求保护，免得遭到那位庇护人的欺侮。

三

缝纫店是幢平房，离特韦尔街口不远。布列斯特铁路也就在附近。旁边是铁路职工的宿舍、机车车库和仓库。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奥利娅·杰明娜也住在职工宿舍里，她是莫斯科货运站一名职工的侄女。

她是个能干的学徒工。缝纫铺以前的老板娘就很赏识她，现在的新店主也对她颇有好感，奥利娅·杰明娜很喜欢拉拉。

店里的一切都和原店主列维茨卡娅在时一模一样。疲惫的女工在机台上飞快地挪动双手，脚踩着踏板，缝纫机发狂般地飞旋。有的女工坐在桌旁，静静地缝着，手指捏着针，一次次把线拉出很远。布头布屑扔得满地都是。在车间里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否则就压不过机器的响声和窗拱下鸟笼里金丝雀婉转的歌唱。金丝雀取名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这名字的秘密，已经由原先店主带进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定做衣服的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围在堆满杂志的桌旁。她们站的站，坐的坐；有的倚着什么半站半坐，模仿画上的姿态；大家研究时装式样，商量着衣服的款式。在另一张桌后的经理座位上，坐着阿玛利娅·吉莎尔的助手，高级裁剪师法因娜·费季索娃。她瘦骨嶙峋，肌肉松弛的凹陷的双颊上，长着一个个肉疣。

她用焦黄的牙齿咬着骨制烟嘴，眯着一只发黄的眼睛抽着烟，鼻孔和嘴巴都喷出一股股黄烟，同时一只手还不停地在本子里记下尺寸、单据号码以及挤在店堂里的顾客们的地址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