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4/13页）

作为一个道德分析师，托尔斯泰就更精确一些。他不仅仅表达“为什么”，也同样表达“是什么”及“怎么做”。在他大约五十岁时，他的《忏悔录》对于一个人同不和谐世界之间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份漂亮的笔录。“我感觉，”他写道，“我心里某样生命一直依赖的东西已经折断了，于是，我再没有东西可以紧握不放，于是，从道德上来讲，我的生命已经停止了。”他进而承认，从外界的一个视点观察他本身的个人生活是理想的，他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然而围绕着他的整个生命，看起来却荒诞地失去了平衡。他写道：“生活那无意义的荒谬，是归属于人类的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托尔斯泰宗教上的改宗众所周知，这里没有必要过多提及。就本质而言，这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中的改信完全相同，因为它纯粹是一种孤独的、精神层面的体验，作为整体来看，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但是，衡量通过这些形而上学的、道德观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功，就它本身而言并不具备最重大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它们的价值是催化剂性质的。总体而言，乃是这些道德观探索影响作品本身的这一方式在起主要作用，并且这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少数说教者们给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一个迄今为止仍旧晦涩或日欠缺的元素，这一元素名唤“热情”。

果戈理具有一种压倒性的虚构幻想才思，作为一名讽刺作家他鲜有对手，他纯粹的、技术性的手法就是夸张放大。但是他却一点没有热情。阿克萨科夫[101]、屠格涅夫、赫尔岑[102]、契诃夫，各自具有不同的才华，但在感情的特殊层面上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匮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中，就仿佛是俄国文学突然之间握紧了它的拳头，整个文学有机体都受到了感染，有了一种新的张力，一次资源的聚合，一个激烈紧张的音调。凭借这些说教者们，俄国现实主义到达了它最炽热和荣耀的阶段。

从艺术成就的视角上看，将新南方作家和俄国人拿来作比较是可笑的。他们只有在写作材料的处理方法上类比起来可以打个平手。南方人所写的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古老传奇不包含在内）直到一九〇〇年都未出现——那时，俄国现实主义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埃伦·格拉斯哥[103]的《不毛之地》标志着一个不确定的发展时期的开始，美国南方文学只能被认为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完成了它的奠基。但是，当考德威尔[104]和福克纳出场之后，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开枝散叶时期开始了。现时的南方，文学能量澎湃蒸腾，约瑟夫·威尔伯·凯希在他的《南方的思想》中提到，在那些日子里，如果你在南北分界线的随便哪个地方开一枪，都会打中一个作家——因为平均密度太高了。

一位观察者不应该去批评某件艺术作品中那些艺术家本身缺乏的、从未打算要去涉及的某些特征。作家有限制自己视野的特权，给他自己王国的边境线立桩标界。在试图评价目前正在涌生的南方作品时，这点是必须牢记的。

南方作家对他们身处的环境做出反应，这一方式恰如俄国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时期所优先考虑的那样。他们对生命周遭的痛苦尽可能地进行精确诠释，却不去做真相和读者感受之间的情感纽带的连接者。南方人被指责的那种“残忍”归根到底不过是某种淳朴真实[105]，是对精神领域千变万化姿态的一种接纳——不去询问为什么，不试图去给出一个回答。不可否认，在此种清晰的视界与责任感的抛弃之下，会带有一种稚嫩的特性。

但是南方文学正处于萌芽成长期，不能因为它的年轻稚嫩而受到指责。人们只能去推断其发展或者衰退的可能路径。南方文学著作触碰到了现实主义道德的界限，如果它打算要枝繁叶茂地发展，某些更多的东西就必须被加入进去。迄今为止，仍旧没有像托尔斯泰那种道德分析师式的，或者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神秘主义者式的先驱出现。但是，南方文学所处理的创作素材，看来却是适应它自身所提出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这群作家何时能够承担哲学上的责任了，他们作品的整个色调和结构就会丰富起来，南方文学在它自身的演变过程当中便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富于活力的阶段。

孤独，一种美国式疾病

这个城市，纽约——考虑一下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八百万的我们。我的一位英国来的朋友当被问到为什么生活在纽约时，答曰他喜欢这里，因为在这里可以如此孤独。我的朋友是本身就渴望孤身一人，而许多居住在城市里的美国人的孤独，却是件无意识的、可怕的事情。曾有人说孤独是最大的美国式疾病。这种孤独的属性是什么？看起来，似乎它本质上会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