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亲家中（第2/2页）

早上，是那个女人打开我的房门，晚上，是那个男的用钥匙把我锁在房间里……

在这种孤独中，我开始写东西，我被监禁的心灵仍然圣洁。我不知道我在保镖的跟随下一离开房间，前往沙滩，司各特就来偷看我的笔记本。他逐字逐句地把我写的东西抄下来，有时是完整的句子，有时是整整几页，这些东西将变成养家糊口的中篇小说，他背着我悄悄地寄到纽约。可这一切都还算不了什么。

真正的惩罚是司各特通过律师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措辞温和，向我宣布：“作为一个通奸的妻子，你应该明白，你失去了当母亲的权利。我不允许一个行为不检点的母亲为我女儿的现在和未来作出任何决定。所以，我请你行事谨慎，放弃教育帕特里西娅·弗朗西斯的所有权利。由于你已经失去责任感和道德感，我想这种安排会减轻你的负担：现在，你已经没有作为一个好家长所应该有的这些责任了。我将选择保姆、佣人、家庭教师、学校和她的娱乐方式，当然也包括度假的时间和地点。”

我太软弱了，不得不服从，而又有哪个律师会保护我呢？我又向谁求救呢？肯定不是我那个当法官的父亲：我们相距数千公里，中间隔着海洋。我想这种距离能使他们避开丑闻，我的父母是不会愿意缩短这一距离的。

对我来说，帕蒂永远失去了。巴塞罗那事件之后——那个充满暴力的小插曲，将留给我一段幸福的回忆，尽管表面上非常矛盾——事情就明摆着了：她一天也离不开的是她父亲，他是家中的主人，掌管着钱财，他很出名，受人尊敬（尽管这事越来越不像是真的，但孩子是爱或者是抛弃的符号，而不是幻灭和怨恨的象征），决定她的一切，而我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是个疯子，天天要服镇静剂。我在诊所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几年——我毁了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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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海兰医院，回蒙哥马利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住在亡夫留给她的塞尔路322号。这叫做落叶归根，或者说得更让人不安一点：回到童年。在母亲的屋子下面不远的地方，有座小平房。我想一个人住在那里，少吃少喝，安安静静。至少不要一天吃三餐。我太胖了，胖得已经变了样，我在镜子跟前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与此同时，我脸上的线条越来越粗，下巴越来越肥，眼睛越来越深，陷到了眼眶里。由于缺少运动，安定药吃得太多，我发胖了。我很讨厌这样。他们对我进行了加糖疗法，把我往死里整。

我深信我从来没有像接受加糖疗法时那样悲惨……他们让我大吃含淀粉的东西，给我灌糖，通过嘴或采用输液的办法……后来，他们还给我注射糖分，让我晕了过去。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在接受加糖治疗的三个月后，我还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已经恢复了知觉，我重了20公斤。

（我的上帝……狗日的上帝，但愿在我的头顶，有某种东西，有个高等法庭——啊，但愿它能把我从这种仁慈的折磨中解放出来！）

帕蒂说，我大腹便便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以前太瘦了。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不仅是在身体方面，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我被关在两个东西当中，一边是囚室的墙，另一边是我肥胖的肉。

我站在窗口，看见喷雾飞机朝田野飞去，洒下黄色或蓝色的细雨，这要看是什么杀虫药。我忧伤极了。司各特为什么要把我看守起来？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看住我，如果不是为了让我衰老和枯萎？我本来可以拥有乔的。我可以跟他生两个小孩。一个儿子，叫蒙哥马利，一个女儿，叫亚拉巴马。我们本来可以在沙滩上建一座坚固的房子，我来负责粉刷，我靠在他很有安全感的怀中粉刷，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他是靠得住的。

我甚至都不恨司各特，我做不到。现在，我看他就像人们看一个10岁的小孩。我太爱他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告诉他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明尼和我早就不说话了。她没有参加我的婚礼，我那个当法官的父亲的死，然后是小安东尼的自杀，使我们又像以前那么默契了。我们在花园里一起种花种树，妈妈在园艺方面知识渊博，她像个真正的行家，会插枝，会嫁接。通常，一到下午三点，我就感到疲惫了：我停止了一切运动，神经治疗、各种毒品和被关在笼子里的生活毁坏了我的身体，它已经没有反应了。明尼快80岁了，有时，她比我还愉快。当她看见我游泳游得脸色太苍白，太疲劳时，便拉我坐在拱门下面或泡桐清凉的阴影里，两人默默地喝着冰茶。她从来不谈弗朗西斯和他的加利福尼亚情妇，也从来不问我的写作和我画的画，也很少问帕蒂。帕蒂在离我们很远的大学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