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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儿时的经历是1996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做治疗,但是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很坚强,并且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用了好久去理解我家人的所作所为。

在公众面前演讲是因为维罗妮卡的关系,那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聊天,在闲聊一会后,她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好多了,谢谢。”

“奥尔加,你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可以聘用你时,我抓住了那次机会,是因为你正在做的事,你想要被治愈。我希望你可以坚强地与人分享你从暴力中得救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愿意从一个从中解脱出来的人的角度来分享经验吗?”

“真的吗?”

“是的,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也这么想。”

“你可以来参加在圣路易斯的一个会议吗?是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家庭的,你可不可以去谈谈你的经验?”

我又想了一会儿:“可以,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些。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坐飞机,坐飞机有点儿恐怖。”

“你想好能否坐飞机后,就告诉我。不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监督我们参与的关于儿童虐待的补助金项目。”

“好的,我会的。”我很高兴可以为这样的项目做点儿什么,维罗妮卡看上去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或许我能让一些事情变得不同。维罗妮卡微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那里想着维罗妮卡的话:人们真的在意我的想法吗?他们会在意我说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律师,不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愿意让陌生人知道我患有DID吗?或许我们可以只谈谈虐待的事,而不是去谈内心的各个部分。最后我决定:我们只分享曾经遭遇的虐待,不去说内在的各个部分。

第二天,我坐在萨默医生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很想告诉他我的新任务。他把茶递给我,我告诉他:“维罗妮卡希望我来管理我们补助的儿童虐待项目,她觉得我可以给这些项目提供办公室其他人给不了的东西。”我停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认真地啜着他的茶,他关注到了我做的事,他的表情看上去更严肃,他稍微睁大眼睛,额头上的皱纹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可以觉察到,他看上去并没有很关心这些。

“这听上去很好,奥尔加。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你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让你从中得救的。”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的话。“她想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一个会议,做一个演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去。”

“我发现你有些犹豫,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人们会愿意听一个律师讲儿童虐待的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在意我怎么想吗?我不是你,萨默医生。”

他笑着听完我直白的表达。我当然不是他。

“不,我是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这种想法不对。”他插话道,“你已经得到了很多训练,你从多年被虐待的过程中活下来,也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你比许多临床心理学家和学者知道的更多,你知道那种感受,你知道是什么让你好起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害怕,萨默医生。”

“你在害怕什么?”

“所有的事情。我害怕再去感受那些事,我害怕再提起那些事。”

“你觉得你说出来,它就会变得更真实?”

“是的。”

“奥尔加,它的确是真实的。随着你的生活、成长和不断地整合,你会渐渐发现,这有多么真实,这些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越有能力去感受,就越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提醒我,“同时,你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生活不好的一面,它会让你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你已经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了,所以你做这些事时会觉得悲伤,但我相信它会让你提高感受事物的能力,包括美好的事物。并且,你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感到熟悉的紧迫感,那种逃避新事物,逃避我无法预料或者不安全的事情时的那种紧迫感,但我已经学会通过认真倾听不同部分的恐惧安慰她们,让这种感觉平复下来。每次,我在没有惊恐发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曾经觉得很可怕的事,内在的部分看到后就会越来越相信我,渐渐地,我可以做越来越多的新事情了。

“我担心飞机。”我顿了一下更正自己,“年幼的部分害怕坐飞机。”

“她们在怕什么?”

“飞机上空间很小又有很多人,还要坐在人群中,她们害怕这种环境。”我停了一会儿,听一听内在其他部分的声音,萨默医生刚要开口回应,但我打断了他,“其他部分会在飞机上恶心,每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恶心,如果我呕吐,父亲就会打我们,这些想法让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