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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罗纳尔喊，可我觉得他更像是“被拍打下来的”。我赶到的时候他仍然趴在地上，正试图站起来，鲜血从他的前额上流下来。我叫他待在原地不要动，罗纳尔把自行车扶起来，但由于父亲那辆经久耐用的老爷车非常笨重，把手一下没抓紧滑掉了，车座砸在亨克的后背上。

“别管它了，罗纳尔，”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亨克问。

“我去拿急救包。”

我从挤奶间的门出来，看到罗纳尔站在亨克身边，两只手撑在屁股上，四处张望。“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但他也没必要哭。”

我跪下来，用干净的湿茶巾轻轻将他前额上的血擦掉。

罗纳尔在我身后探头来看。“多大的口子呀！”他大喊一声。我立刻意识到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将它搞定，于是决定省去一般程序，直接送他到皮尔默伦德的医院。急诊室外有很多人在等着，大概因为压在亨克头上的那块茶巾被鲜血浸透了，我们得到了优先接诊。医生清洗伤口，缝合最大的那个伤口——被乌鸦啄的伤口——但对爪子的抓痕只是进行了清洗。医生需要知道我的儿子近几年是否注射过破伤风疫苗。我问了亨克，可他根本不记得打过任何针，于是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的头发很短，医生非常满意，用一块厚厚的纱布将缝合的伤口包好，然后用一个有弹性的带网眼的浴帽状东西罩在他头上。医生没见过这类飞鸟，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冠鸦存在。“真的太不寻常了，”他笑着对亨克说。“就这样把你的头皮撕开了。”亨克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回家的路上，亨克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眼神中有一丝茫然。“我的儿子，”我说。他没有笑，反倒是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全部被那怪怪的浴帽遮住了，如果头上没有那只帽子，如果他没有那么深深地叹气，我可能会摸摸他的头。我把车开进院子，打算绕过父亲的破自行车，却发现它已经被推到房子边上了，是罗纳尔想在回家前做点有益的事情。到了厅里，我抓住亨克的胳膊肘让他面对着镜子，他避开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想往镜中的自己吐口水。

他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一声不吭，电视也没开，不时地用左胳膊揉揉右胳膊。也不想喝咖啡，什么都不想吃，冠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白蜡树上的栖息处。

当然，我并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把那两头驴赶进驴棚。我打开门，走到幼崽棚打开那里的门，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驴棚。它们在我身后又跳又叫，但不跑到我前面去，就在敞开的大门前。我给它们让路，只有在那个时候它们才跃过去然后开始转着圈急走，等它们稍稍平静下来，才发现栅栏是新的。我关上门，沿着塑料网来到路上。那排树的树干周围，水仙花正含苞待放。我拐了个弯，沿着新栅栏一直来到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最后的二、三十码，那些驴在栅栏的另一侧和我一起走着，毛毛细雨让它们闪闪发光，它们把下巴靠在木栅栏上来回磨蹭，非常满足。

我一抬腿跳到了沟的另一边。森林委员会计划在帮工小屋的位置建一个游客中心。很快，瓦特兰就不再有农民了，或者就只留一个农民，让他看管盖勒韦马和高地牛、锄草、清理空软饮料罐、割芦苇，或者让他划着漂亮的平底船往来于未来的游客中心。其他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森林委员会，我只是租用而已。一到春天，我就让博士曼风车偏离风向，为那些田凫、黑尾鹬和红脚鹬们灌溉部分土地，我也因此得到省里的补助。每年我赶回羊群的时候都这么做，我觉得这其实也不错，但我还是不愿意卖掉这一小块土地。

每隔六个月森林委员会就会来一封信，父亲总是热心回复。但我不，最后一封信我都没拿给他看，它就扔在桌子的一个小抽屉里。

看到地基，小屋的构造依旧可见。我用脚踢开树叶、枯枝和泥块，这里就是起居室，厨房在这里，卫生间和厅也在这里，地下室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满是砖块和泥土的大洞，混凝土之间宽宽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头顶上方几英尺应该是那间带两扇屋顶窗的大阁楼。我不喜欢孩子尖叫着在这里乱跑，也不喜欢某个农夫装模作样站在这里夸夸其谈。我希望能不时地走到这里，按我自己的意愿重建小屋，亲眼看着天花板轻轻合上，亲眼看着屋顶盖上红色的瓦片。我想象着起居室窗户敞开、有几瓶啤酒并飘着不淡不重的卷烟味。

我用手指梳理着湿发，用手掌搓脸。水是好东西，它很干净，可以洗掉各种各样的东西（灰尘、死皮和年龄）。在水里，人没有重量，水让人变得不顾危险，永不衰老。亨克将永远停留在十九岁。我看到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只手拿着一瓶温温的啤酒，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有扣上，另外一只胳膊靠在椅背上。亨克吻了吻我，就好像有人刚刚去世一样，孤寂的乐声轻轻飘荡着。我摇了摇头，用靴子尖踢开一团草。亚普，是亚普，他是个替代品吗？难道他是亨克的替代品，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该来的时候都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