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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和赫尔默。在我们乡村的小学里，我们班上还有双胞胎女生。亨克和我的桌子靠近窗边，窗外有一大盆植物，坚韧的叶子上全是灰尘。双胞胎女生就坐在我们后面，自然就有人认为我们会成为男朋友和女朋友，我们交替着和她们交往，与我们相比，双胞胎女生不是那么相像。

亨克的速度比我快，我的反应总是太慢，回想起那些日子，亨克总是在做着什么——骑着滑板车在路上翻转，从课桌上跳起来，回答问题，而穿着褐黄风衣的校长就站在他的身边——而我在跟上他之前总是要“嗯”一声。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我总是异想天开，而他却付诸行动。很快，双胞胎女生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要交换，她们并不介意，我们也无所谓，四个人在班上算是扮演着某种角色。

亨克和我穿同样的衣服，头发也是我们乡村的理发师一个接一个理的——“既好看又容易”，每次他都这样跟母亲和我们说，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穿衬衫的时候，亨克总把衬衫的一半耷拉在裤子外面，要不然就是把领子竖起来，头发总是比我的蓬乱（理发的时候他总是会停止吞口水，还没来得及走出理发店的门，就把口水往手上一吐，然后就在头上乱抓一通，也不在乎理发师是否在看着他），他的滑板车总比我的快十英尺。

他似乎——回想过去，总是回想过去——总是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我却从来没有头绪。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我仍然能看到理发店镜子边上的那瓶白桦洗液，上面还有个橡皮喷雾器，亨克说那玩意儿非常难闻，我不是很确定，但那味道确实有点怪。

我们八岁的时候我才有了自己的卧室（也就是现在父亲住的房间）。我独自睡了三个晚上，第四晚，我悄悄回到原来的卧室，钻进亨克的毯子里。“你在干什么？”他悄声问，没话找话。我没有回答，他翻过身来，我将双脚挤进他的双脚之间，依偎着他。尽管我们断奶已经七年多了，脚上的脂肪层早已消失，但也许就是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模模糊糊的记忆：夏天，我的脚碰到其他人的脚；从下往上看，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白皙的隆起物之上。她的下巴，尤其是她那微微鼓凸的双眼，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稀薄的空气、田野抑或堤坝。

他从不来我的房间。那是个孤独的房间，是个被人遗忘的房间。我早就该搬到楼下去了，父亲体会不到那个房间的孤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双胞胎女生已经搬走了，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谁的男朋友，我也不再每天晚上钻进亨克的卧室。有时一星期去一次，有时两次。

窗上结起冰花的时候，我们穿着睡衣，盖上一层又一层的毯子；而天气暖和时，我们就赤裸着身子，只盖一层被单，紧紧贴着对方的身体。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蒙尼肯丹：亨克去农技学校，我上高中。我们一整天都不在一起，但到了下午，我们总是从不同的方向骑车而来，同时将胳膊落在自行车的把手上面，一起迎战风雨。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分享共同的朋友，甚至在十四岁之前，我们一直一起洗淋浴，直到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将我们分开，“一个先洗，一个后洗，”他说。我们跑到母亲那里去抱怨，她后来说：“现在，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这么想着，但没有说出来。祖父祖母听声音都分不清我们两个人。我们依旧穿同样的衣服，没有区分彼此的必要。我们一起去看牙医（哪怕我的龋齿总是比亨克的多），一起在艾瑟尔湖里游泳；在我们作呕，试图把苦苣盘从面前推开的时候，一起被大人敲打后脑勺。在二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当父亲差一点鼓起勇气开车冲过堤坝时，我们一下子就像暹罗连体双胞胎一样紧紧贴在了一起。那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假如父亲真的冒了险，而那冰层虽厚却承受不了汽车的重量，我们很有可能就连为一体淹死了。

夏天，我们一起去看博士曼风车，面对面吊在铁架子上，而羊群就在边上看着我们。黝黑发亮的皮肤、干草和咸咸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而不管我们使多大劲，就是看不到天空的云彩和云雀。我们属于彼此，是拥有同一个身体的两个男孩。

然而，丽特出现了。一九六六年的一月，我去他的卧室想要爬上他的床，可他把我轰了出来。“滚蛋，”他喊。我问他为什么。“白痴，”他说。听到他轻蔑的叹气声，我离开他的卧室，瑟瑟颤抖着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那个晚上天寒地冻，新年的脚步才刚开始，第二天早晨，窗户上结满了霜花。我们成了拥有各自身体的一对双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