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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风也刮得很猛,白蜡树上最后的那几片叶子也被吹落了。到了十一月份,清新的空气中便带了一丝寒意,屋外也不再寂静。如今,父母亲的卧室成了我的房间。墙壁和天花板,已被我刷成白色,纤维地板又上了第二道漆,那两把椅子、母亲的梳妆台和两个床头柜则搬到了楼上。其中有一个床头柜放到父亲的床边,其余的东西都塞进了父亲旁边那间没人居住的房间:亨克的卧室。

到现在为止,奶牛们已有两天没有出门了。挤奶的时候,它们显得焦躁不安。

卷成一团的地毯依然丢在院子的中央。今天早晨,奶罐车司机拼了命地猛踩刹车,就是为了避开院子中央的那团地毯。假如奶罐车顶上的那个圆盖子没有关紧,恐怕那里面一半的牛奶都会洒出来。我走进挤奶间,刚好听到司机在低声地咒骂。有两个奶罐车司机,今天来的这一个年纪略大一点,脾气也略大一点。我估计,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再干上几年,他就该退休了。

我的新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打算把房间里所有的木构件都刷一遍漆:窗框、门、壁脚板。也许,我会将它们漆成跟地板相同的颜色,不过,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想采用一种蓝中带灰的颜色。夏天,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从远处望去,艾瑟尔湖(1)上空的乌云就是这种色调。

想起来,那两个小伙子各自划一只独木舟经过此地的时节,应该是七月末或八月初。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方规定的泛舟线路并不从我家的农场旁边经过,只有那些喜爱冒险的家伙才会把船划到这么偏远的地方。那天,赤日炎炎,两个年轻人脱去了衬衫,手臂和肩膀的肌肉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我站在自家房子的一侧,静静地看着他俩在水中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当然,他们是看不到我的。两人的船桨拍打着黄色的睡莲。前面的那只独木舟转偏了方向,船头被卡在运河的岸边无法动弹。船上的小伙子抬头看了一眼。“瞧,这儿有个农场!”他对一旁的伙伴说。他的伙伴一头红发,脸上长满雀斑,肩膀被太阳晒得通红。“这里没有时代的变迁。这条路,也许是此地此时此刻,但也可能仍旧停留在一九六七年或一九三〇年。”

随即,红发小伙对我的农场、对这里的树木、对驴子们正悠然啃食的那片农田作出一番详细的评论。我竖起了耳朵。“没错,”长时间的一通评论之后,他说。“那些驴子很是古老,就是这样。”

他的伙伴把独木舟从岸边推开,拨回到正确的方向。他答了句什么,但我没能听清,因为恰在此时,一只红脚鹬开始大声叫唤起来。这是一只较晚离开的红脚鹬:到七月底,它的大部分同伴已经从这里飞走了。红发小伙子跟在伙伴的身后,缓缓地向前划去,但是,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我的那两只驴子。我傻傻地站在那里,无处可躲;而且,我所在的房子那一侧,也根本没什么活儿可以去做。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

他看到了我。我知道他是想跟他的伙伴说点什么。他的嘴巴张开了,脑袋也转了过去,然而,却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他一直看着我,直到离开,然而,自始至终,他的伙伴却没有看到我。不一会儿,他们便拐过一个弯,进入了奥佩沃德运河(2)。黄色的睡莲漂回原处。我向前走去,上了公路,目送着他们的独木舟渐行渐远。几分钟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我试图借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的农场。“一九六七年,”我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年呢?他们中有一个用嘴巴提到了这个特定的年份,而另外的一个,那个长着雀斑、肩膀晒得通红的红发小伙子,他是用眼睛看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大热天,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过不了一会儿,就该让奶牛回家了。不知怎么的,我的双腿突然如灌了铅一般的沉重,而那个下午也变得空寂单调、了无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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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瑟尔湖(Ijssel;IJ),荷兰第一大湖泊,是荷兰人围海造田的产物。原为须德海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筑堤坝将须德海南部、须德海北部以及北海隔开后形成,现已成淡水湖。堤坝位于北荷兰省和菲仕兰省之间,高出海面八公尺,长三十一公里,由粗砾石砌成;堤坝上建有公路和自行车道,湖堤有船闸,可通驳船和小型海轮,亦可调节湖水。用拦堤抽水的方式对艾瑟尔湖进行围垦后,荷兰增加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肥沃圩田。首都阿姆斯特丹位于该湖西南岸。

(2) 奥佩沃德运河(Opperwoud Canal),除拥有“低地之国”、“郁金香之国”、“风车之国”、“水之国”、“牧场之国”等美誉之外,荷兰还素有“运河之国”之称。仅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运河一百六十条,奥佩沃德运河为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