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7月的一个炎热的早上，我开了一个小时车，从华盛顿特区到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沃伦顿（Warrenton）见卡尔·普里布拉姆。我是在1957年米尔纳和斯科维尔的一篇向全世界介绍亨利的论文上，第一次看到普里布拉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为了介绍H.M.遗忘症的严重程度而随意提及的，文章之后描述了1955年开始对H.M.做正式测验的那一天：“就在走进检测室之前，他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医生谈话，然而他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并且否认和任何人谈过话。”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从这一点开始，普里布拉姆似乎到处都出现了。30年代末期，他在芝加哥的保罗·布西手下做实习神经解剖学家，40年代初期他又去了弗罗里达（Florida）在卡尔·拉什利（他提出了均势理论，布伦达·米尔纳和病人H.M.推翻了这套理论）手下工作，之后又于1948年去了约翰·富尔顿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在那里监督很多精神外科相关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康涅狄格州合作额叶切除术研究（Connecticut Cooperative Lobotomy Study）。之后，在1949年，他搬到了哈特福德，成为外祖父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监督着莫蒂默·米什金的工作，米什金后来第一次在猴子身上模拟出类似于H.M.的遗忘症。50年代末期，普里布拉姆离开了康涅狄格，搬到了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他在那里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建立了神经心理学系。他一直是那里的名誉教授，并且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也有教授职位。

我敲了敲普里布拉姆家的门。他的长期伴侣，也是一位作家、慈善家，30年前还当过模特的凯瑟琳·内维尔（Katherine Neville）打开了门。她当时在打电话，她微笑着朝我挥手，示意我进客厅等待。和我外祖父的老房子一样，普里布拉姆和内维尔的房子也堆满了各种东西，看起来像是一间博物馆，其中包括在客厅远端的一座8英尺高的泰国木雕，雕刻着一位名叫娜迦（Naga）的神话人物。内维尔曾是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的董事会成员。

我坐在满是杂物的沙发上等了一会儿，查看着我笔记本上的那些问题。这次会面非常紧急，当我和内维尔在电话里谈起此事的时候，她告诉我，普里布拉姆患有严重的结肠癌，几个月之前差点死去，至今也没有康复。

最后内维尔回到了客厅。卡尔已经准备好见我，她说，然后她让我回到一楼，普里布拉姆就在那里，最近的一次化疗已经让他虚弱到无法爬楼了。我在网上已经见过普里布拉姆的照片了，在这些照片里，他看起来就像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雕塑的上帝，他有着长而白的锁骨、宽阔的面庞、茂盛而整齐的胡须、尖锐的眼神，目光里充满着学问。

现在，93岁的普里布拉姆就坐在竹椅上，他的头发和胡须仍旧看上去有威严，但其他地方看起来就非常虚弱。我们握了握手，我很小心地没有握得太紧。他握手时身体前倾了一点，之后又躺回到了椅子上，发出了一声柔和的叹息。

我坐在椅子旁边的脚凳上，向他那边前倾着，开始问他问题。内维尔告诉我，普里布拉姆在上一次化疗之后身体反应慢了很多。他就是那样的，她告诉我，我必须耐心一点，给他一点时间去回应。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因为普里布拉姆很容易生气：要么是他说话的时候被打断了，他会朝内维尔或是看护咆哮；要么是我问了什么空洞或不清晰的问题，他会朝我咆哮。每次他一分心，要么是被打断，要么是自己猛地一阵咳嗽，我都要提醒他，他刚刚在说什么。然而，他想起来的记忆似乎很生动、很清晰，他的用词也很有力。我感觉到他的大脑在运转，只是运转的速度不同了。

在某些方面，似乎他的记忆力已经损耗了，只有那些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事实和故事还保留着。他所剩下的那些记忆，正是他最深的印象。

“关于约翰·富尔顿，你还记得什么？”我问道。

“约翰·富尔顿？”他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下来，看着远处足足20秒，而我急迫地想打破这次沉默。

“约翰·富尔顿，”普里布拉姆最终说道，“很聪明，他经济上依赖他妻子。他是个酒鬼，苦于从没有得过诺贝尔奖（Nobel Prize）。他运营着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然后，他停下了，等待着我的下一个问题。之后，当我再次问起富尔顿，想要获得更多细节时，他告诉我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不多也不少。这就是富尔顿给他的印象：聪明、伟大的实验室、依赖妻子、愁苦、垂涎诺贝尔的酒鬼。这些似乎就是富尔顿留在普里布拉姆心中的印象，而其他的都已经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