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第2/6页）

如果这一点被证明是真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正常的记忆功能依赖于海马，以及其他内侧颞叶结构。尽管潘菲尔德和米尔纳都觉得，他们已经处在人类大脑中找到记忆的处所的边缘，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缺少证据。当时的脑成像技术没法探测到这两位遗忘症病人剩余的海马中的损伤。而且，即便潘菲尔德决定重新打开他们的颅骨以便看看里面的情况，但这种损伤可能并非肉眼能见到。要颠覆当时有关记忆的流行观点，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预感。

倘若潘菲尔德愿意将病人的两侧海马都移除，看看会发生什么，从而来检验这个理论，那么他和米尔纳可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然而，潘菲尔德没有这么做。他太过于担心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尽管他在癫痫手术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的成果，但是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位保守、谨慎的医生。他对一切新兴事物都持怀疑态度。比如说，神经外科手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兴趣，但在治疗上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操作。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潘菲尔德从没有做过额叶切除术，他有时还拐弯抹角地批判那些做过这种手术的医生，并且宣称这是一种“年轻外科医生的虚荣”，“他们学会了如此专业地使用手术刀，以至于他们能从任何地方切除任何东西，除了死亡；他们能切除智力行进的通路，却留下了一个只能走路的活死人。”

潘菲尔德的保守主义对于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对于科学进步而言则是阻碍。20世纪50年代中叶，也就是米尔纳测试潘菲尔德的第一例遗忘症几年之后，尽管他们准备写一篇有关此案例的论文，但是他们仍没有发表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数据似乎并不完备，证据也太过简单难以被接受。在科学的意义上而言，他们已经止步不前了。

之后，1954年5月在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的一次神经外科学会议上，潘菲尔德遇到了那种年轻、颇具野心、天赋异禀的神经外科学家，这正是他时常所批判其虚荣的那类人。外祖父和潘菲尔德讨论了他们各自对于内侧颞叶手术的经验。尽管这类手术大多都出于各类原因，但外祖父主要是给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做，而潘菲尔德大多给癫痫病人做。而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并非他们出于不同动机，而是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结果。潘菲尔德告诉外祖父有关他和米尔纳所记录的病人P.B.、病人F.C.的事情，还说他们预感，边缘系统肯定对记忆至关重要。潘菲尔德并不受神经外科学学界欢迎，但是当外祖父说，他自己也遇到了术后遗忘症的情况时，潘菲尔德表示很高兴。潘菲尔德回到蒙特利尔之后，就告诉了米尔纳他了解到的收获。

最终，在1955年3月22日，他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比尔，”他开头写道，“米尔纳医生和我已经一起在写我们的项目论文，文章有关记忆丧失与海马区的关系。我思考了很多遍我们在圣菲（Santa Fe）的讨论，在我看来，你提到的案例给整个问题都带来了启发。”潘菲尔德着重提到了三个病人的案例，“你对这些病人两遍的颞叶都往后移除了8或9厘米的组织，”并且，他还问是否有可能让布伦达·米尔纳前往康涅狄格州拜访那些病人。“我记得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潘菲尔德写道，“我觉得，你面对这些案例肯定感到有些迟疑，就像我面对那两位病人一样，我使得他们丧失大量的记忆。其实，我应该觉得更糟，因为我动过手术的那两位病人并非精神病，而且他们在生活方面，比你的病人可能表现得更好。”潘菲尔德继续写道，米尔纳想去看看那些病人，“不论他们在哪儿。”

“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相关的图表，我也很高兴米尔纳医生能够过来看看这些案例，”外祖父回信写道。他纠正了潘菲尔德觉得他所有的内侧颞叶的案例都是精神病病人的假设，之后描述了亨利这个案例。“唯一一个非精神病性的癫痫案例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他写道，“他在21个月以前切除了颞叶的内侧面，包括海马旁回钩（uncus）、杏仁核、海马回，而且根据他母亲在电话里的说法，‘他的记忆完全不好了，他甚至没法独自一个人去商店买东西。’”

而对于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外祖父保证，机构会准许米尔纳完全接近他们，然而他也做出了警告，这些病人可能不如亨利那样容易被收集到有用的数据。“这些案例，”他写道，“都可以用于研究，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其他并发损伤。”

1955年4月25日，米尔纳登上从蒙特利尔开往哈特福德的夜班列车。她出行轻便，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一些洗漱用品、一部心理测试小集子。当然，她携带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并没有重量。那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数年里慢慢成形，然而直到当时都还难以下定论，这确实令人失望。列车驶出车站，开始向南行驶，车速慢慢加快，列车跨过边境，沿着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岸绕行。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 Mountains）的山岭在远处拔地而起，米尔纳也在极速而过的黑夜里准备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