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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安东把我叫去。我当然对他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向上级报告，说因为村民行动快，划船救助，登陆艇的几名船员才幸免于难。现在他需要让村民交回几箱食品作为抢救的证据，让我关照一下这件事。其余部分将按‘沉毁’处理。通过这件事，村民们对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后一点敌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这一事件之后一个月左右，一群奥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声歌唱。突然间，岛民们也开始唱起来。大家轮流唱，奥地利士兵唱完岛民唱，先用德文唱后用希腊文唱。唱完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颂歌唱希腊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最后，他们都互相唱起对方的歌来了。

“但这也就是我们小小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了。奥地利士兵中出现了间谍。唱歌之后大约一星期，给安东的守备部队增派了一组德国兵，说是来‘加强军纪’的。有一天，他像个生气的孩子跑来找我，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败坏纳粹国防军名声的危险，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队被禁止向岛民赠送食品，我们在村里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了。当年十一月，他们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绩的新办法。幸在我治理宽松，村民们给了我意外的好评价，同时他们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

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