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中寻求解脱与救赎的人

赵　松

要是老托尔斯泰还活着，估计也会赞成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结集的。因为在这三个晚期小说代表作里，探讨的都是他终生为之困扰不已并不断反思的婚姻、爱、欲望，还有死亡等问题。

说实话，它们令人窒息。晚年的托尔斯泰虽热衷于道德反思与说教，但写起小说时，他就立即展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自觉与强悍之力——无论是描述那些人物的可悲命运，还是对他们灵魂的无情拷问，他都让读者不时震惊甚至到不寒而栗的地步。阅读它们，就像是慢慢吞下莫名的毒药，味道苦涩而又复杂，还混杂着某些刺激心神的奇妙味道，它们煎熬着你，让你感同身受，又引诱着你，让你欲罢不能。

托尔斯泰夫人可能不喜欢它们。《伊凡·伊利奇之死》那么阴郁晦暗，充满了平庸之辈的绝望气息；《魔鬼》也可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正像他在婚前拿给她看的日记里写的、曾让她三观尽毁的那些东西；尽管为了让《克洛采奏鸣曲》通过检查机关的审查，她曾特地去彼得堡觐见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但在情感上，她根本无法接受它。因为它几乎不加掩饰地透露出作者对婚姻、爱情、家庭的巨大质疑，尤其是对女性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蔑视，那个波兹德内舍夫的一些情形跟从她日记里出现的言论极为相似，而她也确实喜欢过一位到家里做客的年轻捷克音乐家，但那完全是因为之前托尔斯泰对她的冷漠与排斥。

在帮托尔斯泰誊抄《克洛采奏鸣曲》的手稿之后，她会跟他说点什么？她会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小说的不满，比如，他对婚姻与家庭的敌意，对女人的轻蔑，她会告诉他，他对年轻女人在性欲方面的描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会争论，她会强调必须维护家庭、孩子们的利益，而他则认为，一个人脑子里只想着自家利益就是精神堕落。于是他们争吵，最后当然都会愤怒，互相说最狠毒的话，弹无虚发，击中要害。于是，她会又一次陷入最深的痛苦与绝望，想自杀解脱，而他呢，则会又一次想离家出走……然后，或许次日早晨，或许隔上两天，他们会选择和解，在彼此都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在他们那漫长婚姻的最后二十来年里，这一切几乎随时都会发生。

实际上，从她1887年（也就是托尔斯泰开始写《克洛采奏鸣曲》的那一年）的日记中，我们已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夫妻的矛盾之所以不断激化，主要还是由于观念冲突，他们的生活悲剧也随之悄然拉开帷幕：

“3月6日。抄写完了《论生与死》，方才又仔细读了一遍。我聚精会神地寻找新鲜的东西，我找到了许多中肯的表述，美妙的比喻，但其基本思想对我来说并不新鲜，老调重弹。就是说仍是号召人们为了精神生活而放弃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公道的——那就是为了博爱，为了爱整个世界而放弃个人生活。我以为，有些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的，谁也没有权利放弃，这些物质的东西不会妨碍，甚至有助于精神生活。”

晚年的托尔斯泰越来越专注于精神世界、关注整个人类世界的困境问题，曾给他带来很多幸福感的婚姻与家庭，却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让他焦虑厌倦却又无法摆脱的大问题。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托尔斯泰，登临了欧洲文学巅峰的托尔斯泰，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信徒，生命力、思想力和创作力依旧旺盛的托尔斯泰，在这些问题面前，似乎只是一个惶惑不安、焦虑易怒甚至不时绝望的老人。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在生命的最后时段选择离家出走了，更不会在弥留之际仍拒绝与陪伴其一生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了。

托尔斯泰夫人说过：“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到底也没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她也曾咬牙切齿地断言：“谁也不了解廖瓦奇卡（托尔斯泰的爱称），只有我了解，他是个有病的、不正常的人。”她的理由是：“如果一个幸福的人忽然像廖瓦奇卡一样，只看得见生活中丑恶可怕的东西，而闭眼不看美好的东西，那么他一定有病。”接着她就对托尔斯泰说：“你应该去治病。”而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里却极为无奈而又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周围的人不理睬真实的‘我’。”

尽管他们曾有过最美妙的幸福——新婚不久，托尔斯泰甚至为这幸福感像个孩子似的含泪拉着妻子的手说，“我们怎么办啊？”尽管托尔斯泰夫人热情率真、气质非凡，是个集灵魂伴侣与理想的生活助手于一身、令屠格涅夫等人都对托尔斯泰羡慕不已的女人，尽管她为他生了十几个孩子（有四个夭折了），在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她出色地承担了他的管家、秘书的角色，不仅要操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要帮他誊抄作品草稿，打理他的作品出版事务，更要负责那一大群孩子的教育成长，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与误解却是与日俱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