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2/3页）

黑塞的父亲，个性沉默，抑郁寡欢，似乎是个严肃得不太容易亲近的人；反之，他母亲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艺术家素质，喜爱音乐，善于说故事，在黑塞幼时，常说一些神奇有趣的故事给他听。但黑塞对他们，一样的敬爱，在后来他的回忆文章中，不管对父亲或母亲，他只有感谢和怀念。

婚后的约翰涅斯夫妇，大都是在瑞士巴瑞尔的传道馆任职，直到黑塞10岁时才迁回家乡。所以，故乡美丽的风土，成为黑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泉源；所以，黑塞早年的心灵中即孕育着世界和平的思想。他毕生崇尚和平，反对战争，憎恶侵略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旅居瑞士，曾写了好几篇反战论的文章，如《朋友们！不要骚动》《向国防部部长进言》《战争与和平》《如果战争再延长两年的话》等文，分寄各有关单位，同时毫不客气地抨击那些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与法国高举反战旗帜的罗曼·罗兰遥遥呼应，两人并因此而结下深挚的友谊。这两位杰出的文豪，都曾一时很不获国内同胞的谅解，认为他们不爱国。其实，他们的爱心是超越国界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点，总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让德国国民体悟到他所持态度的正确。总之，随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1946年），为德国带来的荣誉，更赢得了全体国民的尊崇。

黑塞在14岁时，考进墨尔布隆神学校。据后来他在《自述》（1925年）中表示，那时，每当听到“你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字眼时，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这点，正和尼采本来出身宗教家庭，后来却成反基督教者相似，为此，他很崇拜尼采。

接着，他所表现的就是逃学、自杀未遂、逃工、被退学等等一连串被人认为“完全不可救药”的行为。到底他的兴趣或志向在哪里呢？他在《自述》中曾写道：“从13岁以后，我就立志要成个诗人，否则，其他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但我曾想过很多的难题——教师、牧师、医师、工匠、音乐家、画家、建筑家等，从事任何职业，都有路可走，有它的准备条件，有教授初学者的学校，唯独要做诗人却没有可资遵循的道路。但世上确有诗人的存在，并且那是很光荣的事情，然而他们却以抱憾而死的居多。所以，我知道自己很不可能成个诗人，凭我，竟想当诗人，实属可笑可耻的事。”

黑塞生性即不愿受人帮助，也不愿受人限制，事事依赖自己，写作，正是最适合他的工作。18岁时，他在杜宾根的哈肯贺书店任店员，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入杜宾根大学，结交若干爱好文学的朋友，从此确立献身文学工作的方针，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并执笔创作。

22岁时，他自费出版处女诗集《浪漫之歌》，但毫无反应；同年出版散文集《午夜后的一小时》，虽获里尔克等的赞赏，销路却奇差。他仍不气馁灰心，不断地磨炼自己的文笔，并两度赴意大利旅行，同时因为健康关系，也使他的性格更趋内向。直到出版《乡愁》（1904年）才脱颖而出，一跃而成名作家。

这一年，他和比他大9岁的玛利亚·贝鲁娜结婚，定居莱茵河畔的小村，闭门写作，写下了《在轮下》、《生命之歌》及若干中、短篇。黑塞似乎生具流浪汉的性格，贝鲁娜则成天爱弹钢琴，他们间的婚姻生活并不太和谐，遂有1911年的东南亚之行。在黑塞来说，固然一则是为了来瞻仰他所向往已久的东方古文明，同时也是在逃避那种不谐调的生活气氛。然而，完全殖民地化的东南亚诸地，与他心目中的文化古国已大异其趣，他失望得连印度本土都没踏进（那是他母亲的故乡），只到锡兰、新加坡等地绕了一匝，便赶回国。回国后，移居瑞士首都伯恩，1914年出版的《艺术家的命运》以画家为主角，描写他们婚姻生活的破裂，这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后来，他与玛利亚·贝鲁娜分开而居，直至1923年才正式离婚。翌年，与女作家罗特·威兰结合，这次的婚姻只维持3年又告破裂。54岁时（1930年），他与专攻美术史的妮侬·多宾结秦晋之好，才算“白首偕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因发表反战论的文章，而被指责为叛国者。但他心中坦荡，仍自动携带大批书籍，慰问德军俘虏，所可告慰的是，因此而得与罗曼·罗兰缔结深交。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切身体验，加上父亲病殁，三儿子马尔丁病重，妻玛利亚·贝鲁娜精神病恶化等一连串的严重打击（1928年），致使黑塞的心身均感不胜负荷，他的作品也一改前期的那种富于柔和的旋律，转而描述心灵分裂的苦恼（如《彷徨少年时》《荒原狼》），以及寻求佛教解脱的秘密（如《流泪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