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最后的朋友 2014—……（第2/7页）

当丽贝卡昏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了。如果那时利奥在我身边，我会第一时间向他寻求帮助。但是向别人讲述我妻子是在和她一个同事还有另一个女人做爱的时候差点窒息而死，根本无法开口。在那些周旋在医院、护士和粗粮粥之间的日子里，我记得我曾想到过美国仔：突然地我会问自己，他究竟在哪儿，在做什么？

说实话，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很多很多次，当我偶然回想起过去的时候，关于我们友谊的画面都会浮现在脑海里。

有一次，在我和丽贝卡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那不勒斯度过的短暂圣诞假期里，丽贝卡让我陪她去卡波迪蒙特公园。几个小时后，当我们闲荡在林中小路中，她向我讲述着卡波迪蒙特博物馆里的收藏在国外如此不为人知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坪上，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那里踢过几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足球比赛。

和那时候比起来，除了流浪狗的数量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多之外，并没有改变太多。还是那些草坪，在那里小孩子们为了一个界外球或者一个无效进球而争吵着去征服对手，此外因为他们同时既是球员又是自己的裁判，进球有效无效该由谁说了算呢？在那里他们用书包和夹克做柱摆出假想的球门。那些喊叫、辱骂和打斗，一切都还是那样。

我记得丽贝卡说：“真是荒唐，这样子草坪会被践踏，其他所有人便不能再享受这个公园了。”我立刻表示赞同，毫不吝啬地蔑视批评着，针对着那些小孩子，针对着他们的父母，针对着那不勒斯人对于开发这片宝地和让它产生收益的无能。

我说的正是“收益”这个词，丽贝卡点头赞同。毕竟，我为此专门拿了一个学位。

我们是一对受过教育拥有一份合格工作的欧洲年轻情侣，我们的前途比绝大多数在草坪上快活地、野蛮地、臃肿地踢着球的人更乐观。凭着亲身经历我才能知道他们玩耍的空间是多么有限，他们出生的小巷是多么狭窄、多么阴暗、多么拥挤，他们上的学校是多么潮湿，他们住的房子是多么逼仄，他们父母端上桌子的饭菜是多么粗劣。我们在一个像监狱一样的世界里成长，而那些可以去践踏的草坪才意味着自由。正是在那些场地上，绿色在褪去，粉碎成浓密的暗黄色斑点，而他们创造着那些幸福的夏天，无所畏惧。

很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时光里，远远超过当我和凯瑟琳上床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背叛了利奥。

利奥是我最后的朋友。我本应该在回复艾玛的信息中这样写的，但相反，我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冲了澡，重新换上休闲装，像每一个优秀的进步主义顾问那样，接着便奔向一整天成堆的会议中去了。然而我却违反了我们通过便利贴交流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规则：无论如何都要回复。我可以肯定当她回到家中，当她在准备瑜伽包的时候，她会瞥一眼冰箱，然后她会很失望。

抱歉，我走得很匆忙，我稍后再跟你解释。今晚见。

附：晚饭我要买些什么？

但是那天晚上艾玛没有再问我任何事情，也许她忘记了，也许她认为应该由我先提起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幸运的是我们都已经足够成熟，不会用不必要的问题折磨彼此。

我们是在一个面对死亡心理课程上认识的，而我们在那里学会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要执着于寻找不可能的答案，而要善于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艾玛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她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而我则是为了面对我父亲的突然失踪。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很明确。我们的情绪都很波动，对于无论宗教上还是科学上对本质的回答都不满足。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决定放弃并躲进一个酒吧。

“所以你想知道你父亲此刻在哪里？”她问我。

“是的，但我并不关心他在天堂或者地狱。这些东西我不相信。我想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她盯着我，并不明白。“也许你应该试一下墓地。”她稍微带讽刺地说道。

“这正是我想说的，他并不在那儿。甚至也不在其他地方。”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她：谋杀和沃尔夫冈·帕坦尼尸体口袋中的支票，警察的推测，接着是爱德华多的失踪，因为找不到尸体，警方的调查在某个时刻也就中断了。

我们每人又喝了两杯啤酒，再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留在那儿看着她睡觉的样子。五月的风夹杂着灰尘从窗户吹进来，吹拂着她那头红发的发梢。她有细长的脖子，有点像小马驹的那种，又像是一块石柱连接着那张方形的脸，在白皙的肌肤上干净又精确的线条像是雕刻出来的。那是自从我成为一个幸存者之后第一次跟人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