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里的天堂（第2/4页）

我的口袋里捂着妻子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丈夫，来，和你的妻子结婚。

多么美妙的十个字。它是汉语世界里有关婚姻的最伟大的诗篇。

而它就取材于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基础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我把这十个字默诵了一千遍，享受生活现在就成了享受语言。我想对我的妻子说，我来了，每小时八十公里。

但是我并没有飞。我坐在软席上，寂然不动，手里夹了一根烟。我把这四年的生活又梳理了一遍，它们让我伤心。距离，还有批判，是我们对自身的苛求，并不涉及其他。所有的难处都可以归结到这么一点：我们厌倦了自我重复，我们无法产生对自己的不可企及。这句话怎么才能说得家常一点呢？还是回到婚姻上来，当我们否定了自我的时候，我们，我，用离婚作了一次替代。我想我的妻子也是这样的。我们金蝉脱壳，拿生命的环节误做自我革新与自我出逃。婚姻永远是现代人的替罪羊。

我还想起了我的小九九，她差不多就在我离婚的时候离开了我。她给我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想和你结婚，我不想用大米饭取代零食。

她怎么就这么深刻呢？

不过这四年里总算有一个温柔插曲，我在南方的沿海城市邂逅了我的妻子。我们擦肩而过，却又回过了头来。我的妻子戴了一副大墨镜，她说：“哎，这不是你吗？”她摘下墨镜，我激动得发疯，大声说：

“嗨，是你，都不像她了！”

听出来没有？好丈夫永远是“你”，而好妻子则永远是“她”。

我的妻子变漂亮了，从头到脚都是无边风月。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两件事合到一块去了，你说人能够不爆炸吗？我们把自己关在饭店里，三十个小时都没出门。

妻望着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瞳孔里头光芒越来越像少女了。妻感染了我。我们歪在枕头上，执手相看泪眼。他妈的，我在恋爱呢。

分手之后我们开始通信。我们再也不像初恋的日子那样，整天抱住电话腻歪了。我们写信，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装点现代人生。我们用神魂颠倒的句子给对方过电，鸡皮疙瘩整天竖在后背上，后来我对她说，嫁给我吧！妻子便再也没有回音了。

半年之后妻子回话了，她一上来就给我写来了一首伟大的诗篇。

你说我的后背能够不竖鸡皮疙瘩吗？我的鸡皮疙瘩上头能够不长羽毛吗？

不到九点火车驶进了中转站。下去了几个人，又上来了几个人。上车的人里头包括一对新婚的夫妇和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希望那一对年轻的夫妇离我远一点，而那个单身女人能够坐在我的身边。结果那一对恩爱的夫妻坐在我的斜对过，而女人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就知道天堂里头不会有不顺心的事。只有那一对夫妇太近了点。他们显然是正月里刚结婚的，正到南方度蜜月。他们手拉着手，一对白亮的情侣钻戒在他们的无名指上闪亮闪亮的。他们架好行李就开始悄悄说话了，他们拥在一起，脸上的笑容又满足又疲惫，说话的唇形都是那样地情深意长。要不是我的心情好，哪里受得了这份刺激。

不尽如人意的事还有。我对面的单身女人一直是一副很冷漠的样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好像她是出使中东的政治家。她的紫色的口红傲慢得要命，时时刻刻都像在拒绝。你说你傲慢什么？拒绝什么？我都是快复婚的人了。我一直想和她打招呼，我想说：“嗨！”这有点太好莱坞了。中国式的开局应当是“你吃了没有”，这话又问不出口。于是我只好用手腕托住下巴，傲慢，兼而忧心忡忡。我一定要弄出政治家或外交家行走在中东的模样。

女人拿出了“三五”香烟，她的指甲上全是紫色的指甲油。我也掏烟，掏火柴，比她快。这样我就有机会给她点烟了。我给她点上，尔后用同一根火柴给我自己点上。我叼着烟，很含糊地说：“上哪儿？”

“终点，”她说，“你呢？”

我说：“我也是终点。”

终点，多么好的一个站台。

其实上哪儿去对我们来说并不要紧，那是机车和铁轨的事，重要的是，在哪儿都必须有我们的生活。不是有这样一个好比喻吗，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天堂里的一生。

我说：“做生意还是开会？”

她说：“离婚。——你呢？”

我没有料到她这样爽快，一下子就谈及了这样隐秘的私人话题。我有些措手不及，支吾说：“我复婚。”

她说：“当初怎么就离了？”

这个问题太专业，也太学术化。这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大问题。我想说，整天拥挤在一起，精神和肉体都觉得对方“碍事”。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用一种类似于禅宗的办法回答了她。我划上火柴，把火苗塞到火柴盒的黑头那一端，整个火柴盒内一个着，个个着，呼地就是一下。